黄汲清（1904~1995），原名黄德淦，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在地质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他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发表《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提出了中国二叠纪的三分方案，建立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撰写《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说，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基础；主编中国东部14幅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及1∶300万的中国地质图，对全国矿产普查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黄汲清等参与规划、部署并实地指导全国石油普查，为大庆油田等大型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黄汲清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48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1980年，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5年被美国地质学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并于1988年被苏联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4年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黄汲清和何少勋，1990）。

黄汲清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在诸多方面都造诣颇深，他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建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基础、勘察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篇幅所限，本文重点讲述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

早在20世纪30年代，黄汲清即开始关注石油地质。1928年黄汲清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随即入北平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1932年夏，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瑞士留学，并于1935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同年10月，他利用在瑞士留学期间省吃俭用积攒的奖学金，在美国进行了约3个月的学术访问和地质旅行，重点是学习石油地质。在著名地质学家舒各特（Charles Schuchert，1858~1942）和联邦地质调查所所长门德霍尔（T.C. Mendenhall）的帮助下，他参观了美国重要的石油公司，访问了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Geologists，AAPG），考察了若干油田和大学地质系，并与石油生产基地的负责人和总地质师们来往交流，特别视察了油田开发以前的油苗、沥青。离开美国前，黄汲清还拜访了两位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劳德巴克（G. D. Louderback）和白卫德（Eliot Blackwelder，1880~1969），与他们进行了学术讨论。

1936年回国后，黄汲清担任地质调查所总地质师（chief geologist），负责野外地质调査和找矿工作。他组织南岭地质调查队，分五组进入赣、湘、粵、桂、黔五省，对南岭地质做了全面调查，绘制了大量地质图和地质矿产图，找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资兴煤田。1937年4月，黄汲清被任命为代理所长，时地质调查所与顾少川（即顾维钧）领导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选派孙健初与该公司聘请的美国地质学家韦勒（J. M. Weller）、萨顿（F. A. Sutton）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在中国西北部（以陕西、甘肃、青海三省为重点）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査，重点研究了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发现了老君庙含油构造，即后来著名的玉门油田。

1937年6月，黄汲清代表地质调査所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在苏联境内作了为期4个月的地质考察。此行主要是研究苏联的二叠系，但对俄罗斯地台和地台与乌拉尔褶皱系的接触带的地质构造也进行了初步了解。在研究石炭系、二叠系过程中，黄汲清初步认识俄罗斯地台和乌拉尔山前带的大地构造轮廓及其含油的可能性，这为日后勘查中国石油提供了宝贵经验（黄汲清，2004）。

1937年10月黄汲清自莫斯科回国，归国后随即主持地质调查所西迁工作。短短一年之内，地质调查所几度搬家，最后落脚重庆北碚，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在北碚，黄汲清组织、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工作，并与前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四川石油勘探处合作，重点进行了石油和天然气普查。1939年他偕陈秉范调查了隆昌圣灯山地质构造，布置了钻孔，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1938~1941年，为寻找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培养青年地质调查人才，黄汲清领导并参加了四川威远地区1∶10000地质填图和天然气普查工作。他率队到四川江油、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二叠纪系口灰岩中发现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萨尔菲尔（Salfeld）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认识，为四川盆地日后寻找天然气提供了新方向。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勘探局从黄汲清处借得威远地区的详细地质图，在曹家坝一带布置深达3000多米的钻探，钻井穿过二叠系、奥陶系、寒武系和震旦系后进入前震旦纪的花岗岩中，在震旦系的灯影石灰岩中发现大量天然气。经过几年的钻探和开发，建成产量极高的威远气田。四川地区继而铺设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成都千家万户，成都市居民“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全国其他城市居民更早地使用上了天然气（任纪舜，2014）。

在1938年以前，黄汲清考察过的美国和苏联境内的油田，其石油和天然气都来自海相生油岩系，他阅读的石油地质文献也都强调海相地层，特别是浅海沉积的重要性。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发现陆相地层形成的油田。然而，1941~1943年在中国西部的野外考察，彻底改变了黄汲清的认识，大量的野外调查资料让他认识到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重要生油层。

1941年秋至1942年春，黄汲清率队去甘肃、青海进行以石油为重点的西北地质调查，调査路线西起敦煌，中经安西、玉门、酒泉、高台、张掖、山丹、永昌、武威、古浪、永登等县，到达东南黄河上游的河口镇，对“河西走廊”地带、北祁连山和北山的地质构造有了初步了解。他们的工作集中在酒泉盆地一带，在考察老君庙构造的储油层时，发现出油层属于下第三系砂岩，但生油层则更老，一般显示出现在侏罗系和白垩系中，有时也出现在二叠系和三叠系中，在龙首山东段的青土井等地侏罗系砂页岩中也存在大量的原油，这些地层均属陆相地层。基于这些考察事实，黄汲清想到陆相沉积也可能是生油层，并能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

1942年秋至1943年夏，黄汲清率领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与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翁文波等对新疆，特别是天山南北做了广泛考察，同时研究了天山南麓的冰川地质。他们以油矿为基地，详细研究了油田地质构造，并熟悉了钻探、开采和炼制工程。一行人调查了油田周围的地质和地貌特征，并曾几次南行入天山北麓，初步了解北天山地质，绘制成独山子油田地形地质图，划定了油田开采的“矿区”界线。在独山子停留52天后，考察队南行进入南疆，继续考察石油地质（黄汲清，2013）。

1943年10月，黄汲清执笔完成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1947年正式出版）。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具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报告着重指出：准噶尔盆地的生油层可能包括二叠系的水磨沟组，侏罗系的黑色页岩组，三叠系的暗色层、白垩系的冒烟山组以及下第三系的独山子组。野外证据表明，前两种生油层的存在可以初步肯定，后三种生油层则推断成分居多。也就是说，准噶尔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或多时代的。而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都是陆相地层，属于陆相盆地沉积（水磨沟组曾被认为属浅海沉积，后来的研究表明，它仍是地道的陆相盆地沉积）。通过对准噶尔盆地含油岩系的研究，黄汲清得出初步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则往往是陆相的（当然也可以包括海相）。从塔里木盆地的观察，也显示侏罗系、白垩系和第三系都是陆相地层，而且都可能生油。结合甘肃玉门油田的侏罗系、白垩系生油岩系，《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石油地质的两种学说——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黄汲清，1993）。后来，中国境内以及国外许多重要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都证实了两种学说的正确性。值得注意的是，潘钟祥1941年发表于《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刊》的论文“Non-marine origin of petroleum in North Shensi，and the Cretaceous of Szechuan，China”已提出陆相地层生油的可能性（Pan，1941），但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书刊无法到达中国，所以，陆相生油论应分别为潘钟祥和黄汲清等独立提出（黄汲清，1993）。

1946年夏，黄汲清赴北京主持《中国地质学会志》和《丁文江先生地质调査报告》的出版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期间得有机会搜集和阅读日本地质工作者出版的和未出版但已编成的各种地质矿产报告，其中一部分是有关石油地质和石油勘探的，特别是东北三省的油苗调查报告和阜新煤田的石油勘探报告，引起了黄汲清的注意，让他进一步思考在华北和东北寻找石油和天然气的可能性。黄汲清认为，如果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例如华北盆地和松辽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这就从理论上突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束缚（黄汲清，1993）。

1948年8月，黄汲清应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之邀访问英国，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会议。会议期间他主要出席构造地质小组和石油地质小组的会议，并认识了一批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的地质学家，和他们进行了讨论，初步了解中东地区的石油地质以及油田的开发和生产情况。会后，黄汲清在英国进行了2个多月的地质考察，在英格兰的地质旅行中，他特别拜访了石油地质学家，时任英国诺丁汉（Nottingham）油田总地质师的斯特朗（Strong）先生，听他详细解说了英国油田的地质背景、开发经过和生产情况，获益良多。

1949年1月初黄汲清从英国搭船去美国，开始了第二次美国之行。此行目的依旧以研究石油地质为重，他再次访问了华盛顿的联邦地质调查所，与该所各方面有关专家进行了座谈，特别谈到美国的石油地质和石油工业发展简况，并参观了几个石油公司和当时的一批重要油田，了解了最新石油勘探方法。此行历时五个月，在石油地质方面收获颇大（黄汲清，2004）。

1950年初，西南地质调查所成立，黄汲清任所长，除先后开展煤铁资源的勘探外，调查所主要任务之一是积极进行石油、天然气的普査。1952年，西南地质调查所改为地质部西南地质局，黄汲清任局长。期间他组织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地质矿产调查和石油普查，主要调查地包括重庆中梁山煤田、綦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他主持勘探的中梁山煤田现已成为重庆能源供应的主要基地。此外，他们还与四川石油勘探处合作在江油海棠铺、简阳石经寺附近进行深井钻探，针对部分人对四川天然气远景的悲观认识，黄汲清明确指出，在四川盆地至少天然气的前景是大的，一定要继续勘探，不能停止。

1954年，地质部成立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李四光部长兼任主任委员，黄汲清、谢家荣任常务委员，负责技术领导（矿产普查委员会未设总工程师）^❶，普委的任务是计划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査勘探，特别是煤、铁、有色金属以及铬、镍等稀有金属矿床的普査工作。同年12月，地质部将石油普查列为重点任务，普委改为石油普查的主管部门。1955年起，普委的工作重心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査勘探，不再承担其他矿产的普査工作。

1954年底至1955年初，为了准备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黄汲清组织普委和地矿司燃料室的技术人员收集、讨论和分析资料。他认为找油工作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包括在四川、鄂尔多斯、华北、松辽、准噶尔、吐鲁番、塔里木、柴达木等盆地部署普查队伍。根据陆相地层也适宜于生油、储油的理论和对中国大地构造的深入研究，黄汲清强调中、新生代大型盆地应是主要的找油对象。1955年1月20日至2月11日，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历时20天（春节休假3天），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200人，列席代表116人，其中包括准备参加石油普查工作的主要干部和技术人员约130人。会议确定，地质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地质普查，提出含油远景，圈定最有希望的油区，提供勘探后备基地。会议根据许杰副部长《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着重研讨了准噶尔、吐鲁番、塔里木、柴达木、四川、鄂尔多斯、华北等大、中型沉积盆地，决定组建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五个石油普查大队。会后，五支石油普查大队奔赴各地，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石油普查工作全面展开。

1955年5月22日至10月10日，黄汲清到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西缘等地进行了为期4个半月的野外检查和指导，期间在西北大学作了“从西北区大地构造特征谈石油远景”的报告。11月1日至12月2日，受普委之命，黄汲清又到四川石油普查大队指导野外工作，在四川石油勘探局会议上，作“对四川盆地找油的探油方向和方针的一些意见”的报告（中国地质学会，2004）。

1956年1月20日，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石油普査工作会议，黄汲清作《一年来石油普查工作的经验教训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主要讲野外工作的各种方法，供实际测图填图和找油的地质人员参考^❷。也就是在这一年，普委进一步扩大了油气勘查的规模和范围，新组成松辽平原等9个石油普查大队。声势浩大的油气资源战略侦察队，在西起新疆戈壁沙漠，东至东海、黄海之滨，北达松辽平原，南到滇、黔、桂高原的范围内蓬勃地开展油气普查。

1956年9月，普查委员会改组为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总工程师，同时兼任新建立的地质部地质矿产研宄所副所长。他深感责任重大，故决定编制一幅中国含油远景图。图纸以他主编的1∶300万《中国地质图》为基础，划出远景分区，辅以详细说明书，以作为石油普査勘探工作之参考。1957年2月远景图绘制完成，3月8日，黄汲清在地质部石油地质专业会议上展示了由他主编的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对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在各大盆地的石油普查中，黄汲清特别关注四川、鄂尔多斯、松辽、华北四大盆地，指出华北盆地主要是寻找中、新生代的含油气层，松辽盆地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查，鄂尔多斯盆地应把重点放在西部边缘，四川盆地要向川中及川南挺进。在展示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时，他特意将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作为重点远景区用醒目的深橙红色圈出，说明这是四个最有远景的地区。塔里木、准噶尔和柴达木三大盆地也用专门颜色圈出，表示它们是含油的重要地区。

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后，作为普委的技术负责人，黄汲清将松辽盆地作为重要遗留课题，授意苏云山查阅资料，起草“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并亲自修改，后由普委下达东北地质局（中国地质科学院，1998）。1955年8月，由韩景行等组成的踏勘组开始了松辽盆地的石油普查。他们沿松花江两岸和沈哈铁路附近进行搜索，发现松花江群的大片陆相砂页岩露头，其中包含有可能生油的灰黑色页岩和微体化石，后者被证明属白垩纪。1956~1957年间，地质部加强了松辽盆地的地面地质和物探工作，了解白垩系地层层序，某些构造特征以及可能的含油岩系。到1958 年初已初步断定松辽盆地是一个远景很大的含油盆地。1958年4月17日，在吉林前郭县达里巴村的南17井中，在白垩系姚家组的467 m井段，发现厚达70 cm和50 cm的含油砂岩，之后，在其他许多地点也先后钻到富含原油的砂页岩系，显示出松辽平原具有良好的油气远景。

1959年春节期间，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时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等参加会议。鉴于松辽盆地很有希望是一个大型含油气盆地，会议决定地质部与石油部在该盆地的油气勘探中协同作战，联合在松辽盆地进行石油勘探，全面了解松辽盆地全部地层层序和深部构造。春节后，黄汲清到长春，与李奔、韩景行、吕华等会面，并听取韩景行的汇报，研究松辽盆地的地质、物探和钻探资料。2月15日，黄汲清作《松辽平原找油方向》的发言，他发表了松辽平原生油层、储油层和储油构造以及找油的意见，认为含油层系可能不是一层而是多层，应使用深钻，开展深部石油地质研究，并敦促布置基准井。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大量原油，证实了松辽盆地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大型含油地区。时值国庆十周年的大喜日子，石油工业部决定将这个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大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1963年夏，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富春副总理在会上特别强调了取得巨大成果的三大工程——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新安江水库的建成和正式发电、上海吴泾化工厂的正式投产，宣布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黄汲清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四川小组的成员，从地球科学的角度，向代表们讲解大庆油田的发现经过。

松辽盆地从1955年石油地质勘查到1959年出油，仅4年时间，从开始布置野外工作到油田的初步建成，时间不过8年，这样的速度不但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探油勘查历史上也是创记录的。石油是工业的命脉，大庆油田的建成，脱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为建立我国现代化石油工业体作出了重大贡献。1982年“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3名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地学工作者获奖，黄汲清代表全体获奖人员接受了证书^❸。

晚年的黄汲清依旧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始终心系我国的石油开发。1984年7月，中国石油学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在“对增长我国油气储量的建议”中，黄汲清再度强调，大型盆地沉积的多层生油、多层储油，也就是多旋回生储盖层的重要性，并指出要特别注意松辽盆地、华北盆地和苏北盆地。在四川盆地要研究晚三叠世和侏罗纪的滨海相、湖相三角洲的分布情况及储油的可能性。在塔里木盆地，除在适当地点布置钻探外，应在熟悉石油地质的专家的帮助下，在盆地四周和中间隆起地带填绘大比例尺的地质图，以帮助地震大剖面的解释推断，进一步了解盆地沉积和构造特点。

1984年9月，黄汲清赴乌鲁木齐参加第三次塔里木油气资源座谈会，就塔里木盆地的构造，主要生油气层系、储油气层系，油气田类型和勘探方向等发表长篇演讲。认为生油地层时代可能有早古生代、石炭纪、二叠纪（海相为主），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第三纪（陆相及海陆交替相）。主要找油地带是中央隆起带（即巴楚隆起）、塔北隆起带、且末隆起带以及它们的两侧。认为在这些隆起带可找到大油田。在坳陷带中，如库车、拜城坳陷带可找中小型油田。喀什大坳陷地层比较平缓，但厚度很大，可找中、新生代海陆交替相油田。报告还提出应集中力量研究石炭系、二叠系生油指标和成熟度，并预言石炭系的蒸发岩可能形成底辟构造，从而在其上的二叠系、三叠系中产生盐丘油田。令人欣慰的是，黄汲清作报告后不到一星期，地质矿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就在塔北隆起带的沙参2井钻出工业油气流。1986年，82岁高龄的黄汲清再次赴大庆油田考察，在详细了解油田勘探、开发的基础上，对大庆油田工作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1991年4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七届四次会议上，黄汲清作了“建设以开发塔里木盆地石油天然气为重点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特区，促进国家的现代化”的发言，对塔里木盆地油气远景、地质储量进行了估计，从地质、水文等方面对开发区的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黄汲清，1993）。近年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即原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塔北、塔中多处获得工业油气流，实现了塔里木盆地找油的重大突破。

1994年黄汲清与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一起荣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奖发言中，他说“科学要直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希望塔里木及中国西部的石油勘探和开发能够加快进行，为21世纪国家的现代化找到“石油接班人”。

六十余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足迹踏遍祖国河山，用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扎实专业的理论基础、成熟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查和开发，为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等大油气田的发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地质学界影响深远。

致谢：任纪舜院士协助审阅初稿，并在作者查阅档案过程中提供诸多帮助，评审专家细心评阅全文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❶ 自然资源部档案“普查委员会领导分工”.1954.全宗号G196，档号196-3-0003.

❷ 自然资源部档案“黄汲清的报告”.1956.全宗号G196，档号196-5-290.

❸ 自然资源部档案“关于授予大庆油田自然科学奖的通知”.1982.全宗号G196，档号196-31-19.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