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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00周年，作为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早落地中国的科学学会，中国地质学会在我国地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同时也在我国近代科学思想传播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该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丁文江先生在该学会以及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则居功至伟，地质学也成了他一生事功的起点与终点。他将科学活动紧密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对地质学科发展的关注和参与贯穿始终。我国的地质事业在这100年中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离不开一辈辈地质学人付出的艰辛工作和探索，更离不开我国早期地质学的一批灿若星辰的开拓者，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舍身忘我、筚路蓝缕、投入到中国近、现代科学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在这些人中就有我国近、现代地质事业甚至科学事业的奠基者和推广者——丁文江先生。在庆祝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道缅怀前辈，传承我国地质事业的光荣传统，学习丁文江先生专注科学、传播科学、报效祖国的伟大精神。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很多文献年代久远，不易获取，本文引用的一些文献很多来自最近再版的书籍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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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文江简要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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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1887~1936年），字在君，江苏泰兴黄桥镇人（图1），先后赴日本（1902年）和英国（1904年）留学，1911年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获动物学、地质学毕业证书。他从英国毕业后绕道越南回到国内，并初步踏勘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几省，最终返回江苏，开启了在中国科学、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历程。这段时间虽然短暂（1911~1936年），但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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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丁文江（ 据王鸿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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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Photo of Dr. Ting Ven-kiang (after Wang Hongzh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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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不久，丁文江进京参加了“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与李四光一道成为清朝最后一批进士。1913年应邀出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并于同年与章鸿钊创办地质研究所，为将来地质调查与研究培养人员。1913年冬开展太行山中段正太铁路沿线地质调查。1914~1915年奉农商部之命，调查拟议钦州-重庆铁路沿线地质与矿产。1916年，在原地质研究所的基础上，亲手组建地质调查所，积极培育人才，在国际上受到瞩目（Gregory，1924）。至1935年，形成了一个充满朝气而又多产高效的科研机构（Grace，2014），同时年轻才俊辈出，已然成为中国地质学的领导中心。在此阶段丁文江也规定了地质调查所的立所之本，即“······地质调查最重要之任务，在测绘全国地质图”（丁文江等，1923），这也是地质调查所区别于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以理论研究为主攻方向的最根本点。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工作都是在极其复杂而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完成的。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1936）评论道“在二十年间，在恶劣的军阀时代，在腐败的衙门空气之中，不特维持而且发展了一个服务而兼研究的科学组织”，“仅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1921年因家庭负担过重，丁文江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出任热河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从此再也没有返回亲手创建的地质调查所工作。但是他依旧对地质调查所的发展倾尽全力，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地质调查所的建设和业务发展，为其多方筹措经费，始终是地质调查所的灵魂。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最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让地质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合并，保留了一批从事野外地质调查的种子，他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创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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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4月，丁文江受邀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对上海的市政建设规划、会审公廨等做出了努力，使1860年以后开始丧失的相关主权部分得以收回。同年因军阀混战，年底丁文江辞职，被北伐军通缉，在友人的帮助下，避居大连。1928年受当时铁道部和广西省当局之邀，到广西去调查拟建川广铁路线及沿线地质矿产。1929~1930年主持地质调查所西南地质调查大计划，开展西南地区地质调查和制图工作，这次野外及其室内工作被认为是丁文江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最为精彩的贡献（翁文灏，1941）。1931~1934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龄之聘任，丁文江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地质学通论，期间抗日战争开始，丁文江也投入到了当时的时政和军事讨论中。1934年，丁文江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对中央研究院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1935年受当时铁道部委托，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1936年初在湖南野外踏勘时不幸煤气中毒，加之医疗事故，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1936年1月5日去世，享年49岁。他的意外过早去世是我国地质事业和科学事业重大损失，引起了当时各界人士的缅怀（蔡元培，1936; 胡适，1936; 傅斯年，1936a，1936b; 李济，1936，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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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丁文江对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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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博学多才，不仅在地质学领域，而且在少数民族语言学、人类学、动物学、地理学、历史以及考古学等方面均有独到建树（阮维周，1956; 黄汲清等，1993; 张九辰，2005; 宋广波，2007; 陈宝国，2009; 浦庆余，2009; 王鸿祯，2009; Grace，2014）。同时他也是一位执行能力很强的管理者和社会活动家。丁文江先生在地质方面的贡献主要分四个方面:① 创建中国的地质调查机构和中国地质学会; ② 培养地质人才; ③ 创办和主编地质专业杂志; ④ 地质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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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自不必多说，丁文江先生居功至伟，同时他还是“中国古生物学会”（1929）和“中国地理学会”（1934）的创始人（王鸿祯，2009），并一手筹建了“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1935），而该组织更是中国第一个集学术机构与行政部门为一体的国际性学术团体（郭金海，2017）。傅斯年认为“······他在中国建设出地质学，至少他是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地质学在中国发达的环境，已可谓功在国家。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在提倡科学研究上比得上他”（傅斯年，19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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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地质人才亦是丁文江先生对于中国地质学界甚至科学界的重要贡献。他直接创建地质研究所，亲自授课，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地质调查的学生（22人，其中18人获得毕业证书，3人获得修业证书，1人未获证书），他们几乎全部成为日后我国地质领域的栋梁。后来他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授课，在学生中亦不乏日后的中坚骨干，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20世纪40年代前从事地质工作的人员，很多都直接或间接是丁文江的学生。同时，丁文江先生对我国的地质学高等教育也呕心沥血、高瞻远瞩，他不仅直接参与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的课程教授和建设，利用个人关系为两所学校地质学系广纳贤才，还积极筹划地质学高等教育的全国布局。他曾经对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提到“中国大学至少应有三个很好的地质学系:一个在北方，一个在长江流域，一个在珠江流域。分别造就各地的地质人才，并且就地发展地质考察工作”，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当时已经发展良好，他希望中央大学能够办成第一流的地质学系（罗家伦，1956）。经过近100年的历程，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已经建成了一流的地质学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和世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地质学家，实现了丁文江先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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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除了开创中国的近现代地质事业外，还积极筹办和主编多种地质学专业杂志。他不仅创办了《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而且还是《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后更名为《地质学报》）的第一届主编（主任编辑），在去世之前他一直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职务。虽然时局多变，《中国古生物志》为当时我国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科学杂志之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生物学的研究和发展，在国内外形成了很深的影响，得到了当时著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的称赞（葛利普，1936）。而《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的创办不仅促使了当时大量地质调查成果的尽快出版，而且也促进了年轻地质科技人员的迅速成长。《中国地质学会志》（后更名为《地质学报》），从1922年丁文江先生为第一届主编至今，在风雨中走过了 100年的辉煌历程，为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忠实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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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一生在地质学领域发表的著作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积累了大量的野外资料，但由于繁缛的行政工作，也因壮年早逝，很多资料来不及整理发表，成为一大憾事，其中一部分在他生后由其学生和助手整理出版（黄汲清和尹赞勋主编，1947; 图2）。丁文江先生同时也为我国的地质学调查和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工作流程、方式和传统，深刻影响了我国后续地质学者的工作。他不仅身体力行为本学科开展具体工作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为将西方地质学理论引入中国和为相关学科建设做出了奠基性工作。在丁文江先生和其他先贤的努力下，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地质学研究调查中心，在国际上也声名鹊起，成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张九辰，2005; 费侠莉，2006）。胡适在1922年即指出:“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国连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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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科学研究遍布我国大江南北，他是当时进行野外工作地域最广的中国地质学家，也是收集资料最丰富的学者之一（国连杰，2012）。胡适先生称他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徐霞客，这是我们公认的”（胡适，1956）。在他的这些野外工作中，西南地区是他最为投入的地方，先后开展了4次野外工作（1911年、1914~1915年、1928年、1929~1930年），地域涵盖了云南、四川、湖南、贵州、广西以及陕西等（其中陕西地区的野外由黄汲清等人完成）。他本人也自诩为中国的“西南通”（潘云唐，2009）。经过这几次工作，丁文江先生不仅为将来的川粤铁路进行了选址调查，同时也实现了其本人将华南南部整体研究和调查联接在一起的愿望，也基本建立起了该地区古生代的地层系统（云南东部的下古生界和广西-贵州的上古生界），成为后继研究的重要基础（丁文江等，1931; Ting，1931，1933a，1933b; Ting et al.，1937）。此外还确定了早古生代造山事件（即“广西运动”）和晚古生代造山事件（“越南运动”）及其影响范围，同时也提出了“燕山运动”三分的方案（Ting，192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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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47年黄汲清和尹赞勋等整理出版的丁文江生前未发表的地质报告和资料封面与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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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Cover and title page of unpublished geological reports and data of Dr. Ting Ven-kiang edited by T K Huang and T H Yin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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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丁文江先生一生的地质学研究，黄汲清先生认为他的主要贡献在地层学方面，尤其是对我国南方石炭系的分层和对比是最为突出的（黄汲清等，1993）。这方面丁文江先生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献: “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Fengninian System”（Ting，1931）和“The Carboniferous of 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ssissippian and Pennsylvanian”（Ting et al.，1933a），目前我国南方有关石炭系的划分实质上还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此外，他命名的一系列名词和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如“沧浪铺组”、“五通山石英岩”、“船山灰岩”、“马平灰岩”、“三门系”、“广西运动”等。“五通山石英岩”、“船山灰岩”是1917年他在长江下游考察中命名，而“马平灰岩”和“广西运动”则是1928~1930年他在西南考察时候确定，这些都影响至今。其中的“广西运动”在近10年中研究热度激增，这是丁文江先生在广西东部南宁、武鸣一带见中泥盆统的莲花山砂岩不整合覆盖于前泥盆纪的龙山系之上，确定为早古生代造山运动。早些年我国的早古生代造山运动多统称“加里东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古生物、地层以及构造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进一步确定了我国华南地区该时期构造事件的存在及其特殊性，“广西运动”逐渐又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使用（吴浩若，2000; 陈旭等，2010，2012，2014; 戎嘉余等，2010; Wang et al.，2013; 王怿等，2021）。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广西运动”是典型的陆内造山（张国伟等，2013; Shu et al.，2014，2015; 李三忠等，2016; Xu et al.，2016; 徐亚军等，2018; 王怿等，2021），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广西运动”可能并不是陆内造山，可能属于类似北美阿帕拉契亚造山带那样的增生造山带（Lin et al.，2018; Wang et al.，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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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的上述地质学贡献早为大家熟知，虽然目前有一些还存在不同认识，但不可否认是由丁先生首先提出、描述并解释的。此外，丁文江先生对于我国构造地质学建设和发展也有巨大的贡献，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发掘、梳理，本文将在后面章节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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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丁文江填图方法（丁文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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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是我国最早开展野外地质图测量的先驱（黄汲清等，1993; 焦奇等，2017）。他本人非常重视野外地质调查和填图，在地质研究所开办的3年内，极其强调学生地图测绘能力的培养，要求每次实习报告至少要有十万分之一地质图，还需要有大比例的地质剖面图; 而测量组每次测量时除要有地形图外，还要测制五万分之一地质图。对地质素描也要求及时整理和说明，野外记录详细程度也是评比的重要条件（国连杰，2012; Grace，2014）。除了这些要求外，野外调查在学生平时成绩以及最后的毕业中也占很大比重。因此，在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中，涌现了很多野外基础扎实、会读图、懂填图的青年骨干（阮维周，1956），如叶良辅，他在1924年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会长致辞中明确提出地质学家必须要能够填制自己的地质图（Ting，1924）。纵观国内外构造地质学的发展，地质填图一直是构造地质学发展的源泉和基本要求，丁文江先生百年前提出的要求和亲自实践反映出他对地质学（尤其是构造地质学）的深入理解，也是他对中国地质学健康发展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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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回国后，最先开始的填图是1913年冬季他和德国学者梭尔格（Friedrich Solger）在太行山中部开展的地质调查。两人分工填制不同区域，最后统一成图。黄汲清先生称:“这是中国人开展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国连杰，2012）。在20世纪初，我国的地质工作者人数稀少，条件很差，丁文江也刚回国不久，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困难可想而知。几乎所有的地质工作都要求首先开展地质填图工作。在缺人员、缺技术和手段、缺资料的条件下，填图工作往往要自己单独完成，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在如今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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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云南地区的调查，丁文江先生的填图也主要由其一人完成。在这些填图工作中，首先要有地形图，而地形图的测制是当时野外填图最为繁重的工作。丁文江先生在这些填图过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填图方法。在1928~1930年的西南地区调查中，随着年轻地质学家的加入以及获得部分军事地形图，配备了经纬仪，填图工作中不同的方面逐渐由专人负责完成，填图的主要内容也随着人员和时间的投入增加，精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而丁文江式填图方法成为当时地质调查所野外人员从事调查的基本方法，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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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野外填图方法介绍如下:野外填图成员一般由地形测量员和地质人员组成，共走一条路线，地形测量员用计步法测距离，用罗盘定方位，瞄准路线两旁明显的地貌或建筑物等，边步行，边把上述事物绘入自己手持的绘图板上。地质人员利用罗盘瞄准前一站“前视”中的各点，获得交叉点位，再从各点所测的仰角或俯角计算出它们的高程，从而勾画出地形线。在相当长的距离内，路线上及其两旁的地貌、建筑村落等都一一呈现图中。地质人员主要任务是观察和研究露头地质，了解其地层和岩石性质，测量产状，找化石、采集标本，同时详细记录等。同时，地质人员也要记录突出的地貌和标识，如河流、桥梁、庙宇等。当天野外工作完毕后，由地质人员把地质内容标绘到由地形测量人员绘出的地形图中，成为初步的地形地质草图（黄汲清等，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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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外记录中，丁文江先生主要使用气压计（后期也综合使用沸点温度仪）、经纬仪结合地理要素定点，罗盘定方向，计步测距离，逐一描述地质现象（图3）。在地层典型或出露良好的地区开展剖面的测量，同样也是使用气压计和地理要素定点（图3）。个别情况下（如乘船沿河观察），也使用手表的时间限定路线记录过程（图4）。每天回来都要整理野外记录，绘制图件，每条路线最后都有一条剖面（图5）。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丁文江先生的早期填图主要是沿着已有道路以及河流开展的，边测地形边观察地质，工作量很大，也没有刻意的安排路线，点位的精度也不很高，剖面也是随路线观察而测量，而所填制的地质图件都为非标准分幅。但这些与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推广的新的1∶50000区域地质调查规范及其主导思想有很多的相似性（王涛等，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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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文江填制的地质图件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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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军阀混战，我国百废待兴，亟需大量的矿产资源。丁文江先生的填图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展，因此他的填图和科学活动几乎总是围绕着矿产资源或大型基础设施（铁路）的建设展开的。因为目的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而随着人力、技术和时间的投入不同，填制的图件内容也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内容逐渐丰富，填图单元划分越来越细，构造内容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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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云南东部路线地质调查与剖面测量记录（a，据自欧阳哲生，2008a）及野外路线地质图（b，1914年，图中的白色线条对应a图的野外路线描述; 据自欧阳哲生，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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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Records of routing survey, profile measurements (a,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a) and routing geological map of eastern Yunnan in 1914 (b, white line in the geological map corresponds to the field description above;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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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沿河流路线调查记录（1930年，四川、贵州和广西地质踏勘; 据欧阳哲生，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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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Records of routing survey along a river valley in 1930 (g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in Szechuan, Kueichou, Kuangsi;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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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四川九盘子-贵州松坎路线剖面图（1930年，四川、贵州和广西地质踏勘; 据欧阳哲生，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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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Routing profile from Chiupantze of Szechuan to Sungkan of Kueichou in 1930 (g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in Szechuan, Kueichou, Kuangsi;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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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太行山中段填图（191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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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冬天，丁文江、王锡宾会同北京大学德国学者梭尔格（Solger）开展了正太路沿线（1∶200000）和井陉煤田地质调查（1∶100000）（图6），为期一个半月，于同年年底结束。其中井陉地区丁文江负责凤凰岭以南地区的填图，梭尔格负责以北地区; 而在正太铁路沿线，丁文江负责铁路以南地区，梭尔格负责以北地区（图6）。这次艰苦条件下开展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人自己在野外填绘中国地质图的先河，也标志着中国人自行调查地质的起点。这次调查测绘了地质图（图6），初步限定了石炭系煤田构造（图6），并出版了成果报告（农商汇报，1914）。该报告篇幅不长，但具有开创性，其中不仅涉及矿山地质，还涉及太行山分析以及分水岭的讨论，纠正了前人，包括德国学者李希霍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关于山西铁矿的论述，而且对于矿山开发与经营都做出了对比分析，这是我国地质工作者第一份野外调查报告，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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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13年冬太行山中部地质填图（据欧阳哲生，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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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Geological maps of central Taihangshan range mapped in the winter of 1913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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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填制的地质图的时间分析，丁文江当年为26岁，换到今天也就是硕士研究生刚毕业。如此年轻就已经开始开展大范围的中比例尺填图，而且是与西方学者分区域完成，换做今天也是非常罕见的。在填制的图上所表示的内容南北部分未见明显的差别，虽然从目前的标准分析，该图的填图单位划分粗略，并缺少很多要素，如地形、地层和断层产状、断层属性、主要地层之间接触面属性以及可能的褶皱等等，但是调查区的主体框架已经填制出来（主要是褶皱和地层分布，对于控制褶皱的近南北向一级断层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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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井陉煤田地质图为例（图6），该区域地层分布主体近南北向，中间的石炭系为主要的含煤地层，下伏的地层主体为冀州系灰岩（早古生代灰岩）。这些地层均为北西—南东向和北东—南西向断层所切割（图6）。这些断层虽然没有标明运动性质，但是可以从图中看出断层都很平直，暗示了断层高倾角，很可能是走滑断层。而北西—南东向的断层将石炭系含煤地层（向斜）以及更老的地层切割呈一系列左阶雁行排列的小区域，因此可以判断这组断层是左行走滑断层，一些主要走滑断层的位移量也可以直接算出（图6），而同时一系列的北东—南西向断层切割北西—南东向断层或被它们所切割，表明这些断层虽然规模较北西—南东向断层小，但是它们是同时的，因此这两组断层之间为共轭关系（图6），因而这些北东—南西向断层为右行走滑。由此通过共轭关系的建立，我们还可以发现造成这两组断层的古应力场最大主压应力的方向为近东西向。近年来对华北克拉通破坏的研究表明，华北中生代中期（中、晚侏罗世）的确发生了近东西向缩短的构造事件，导致华北克拉通中部包括吕梁山以及太行山地区的变形和隆起（张岳桥等，2006，2007; 廖昌珍等，2007; Faure et al.，2012; Zhang et al.，2020），这说明丁文江先生填制的图件是经得起考验的。同样，正太铁路沿线地质图（图6）所填制的内容与新中国1966年填制的1∶200000阳泉幅（J-49-24）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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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虽然图6填制的内容较为简单，缺少很多构造要素，这主要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无地形图，无资料，时间也短暂），但即便如此，丁文江先生也填出了质量较高的图件，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可以具体分析出来的，这是建立在对填图区主要地质要素和填图单元正确划分和填制的基础上的。丁文江先生填制太行山中部地质图的时候，刚刚走出大学不久，填图经验也未必很丰富，而这种野外能力在当今我国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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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调查中，丁文江先生将玄武岩命名为雪花岩（图6），以出露在井陉西南雪花山的玄武岩定名（图6）。这里补充一段影响我国地质发展的插曲:在地质研究所运行的1913~1916年中，我国地质学的三位元老（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就中文的地质术语有不同意见，章鸿钊建议全部使用日文词汇，丁文江则主张全部废除日文词汇，另起炉灶，而翁文灏则在两人之间，认为在日文词汇的基础上，补充新的词汇，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中文地质词汇的由来和原则。除了开展地质填图和矿产调查外，丁文江先生还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及其感想。数九寒天在太行山开展野外活动，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丁文江先生却写道“······上蒙山遇见大风-在蒙山顶上12点的时候，温度还在零下10℃，所以很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测量地质图的工作，兴趣很大，回想起来，还是苦少乐多”（丁文江，1932，漫游散记）。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展系统野外地质调查和填图者的实景与心态，充满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心和热爱，而这种为国效力、不畏艰辛的工作热情也一直是他创建的地质调查所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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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云南东部填图（1914~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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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5年，丁文江先生经上海，路过香港从越南进入云南，开始考察个旧锡矿、东川和四川会理铜矿以及云南宣威和曲靖一带的煤矿等（Ting，1915; 欧阳哲生，2008a），途经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这次野外调查任务主要由其一人开展，为期11个月，绘制了大量的1∶200000路线地质图和剖面图，工作量极大。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地质图比较简单，多数地质图上没有地形，只见路线经过的河流、城镇、地名、山名等。这次野外工作除了对个旧锡矿等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经营建议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了云南东部的地层基础（黄汲清，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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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野外调查区域主体位于扬子克拉通的西南边缘，其盖层系统与上扬子其他地区基本相同。相较于1913年的太行山中部填图，这里选择丁文江先生填制最好的一幅图（图7）来分析。该图显示本次填图从内容和质量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例如在路线地质图以及最终成图上，在很多观察点都标记了产状（图7），填图单元的划分进一步丰富，野外路线也一目了然，主体构造（褶皱和断层）随着填图单元的划分和构造的限制而表示清晰。当然图件上也有一些不足，一些连线与地形线矛盾，部分地区地层过渡截然而与周围地区不协调（图7）。可能的原因是地形测制不是很精确，这与当时条件有关。当时没有现成的地形图，测制地形的任务只有丁文江先生本人一人完成，而测制地形的手段相对也比较粗糙。但瑕不掩瑜，这在当时条件下已经难能可贵，而且也与新中国1974年完成的1∶200000水城幅（G-48-15）总体结构和地层分布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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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14年云南东部宣威地区地质填图（a图为实际材料图，b图加地形要素; 据欧阳哲生，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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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Geological maps of Hsuanwei region in eastern Yunnan (a is the factual datum map, b is the map with topographic elements;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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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文江先生的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本区经历了两期变形事件，早期的构造为北东—南西走向，包括一系列的褶皱和断层，这些褶皱卷入的最新地层为上三叠统（图7）; 还有一期变形为北北西向，以右下角地区最为明显，而在图中部北东—南西走向的褶皱中部也变宽，显示了北北西—南南东向褶皱叠加其上的结果。这在1974年新的1∶200000图上也很明显，再一次显示了丁文江先生深厚的基本功。这可能是我国学者最早在野外填制的叠加褶皱。从丁文江先生的图上，可以确定这两期变形均发生在晚三叠世之后，而在附近地区的填图则确定了卷入的最新的地层为侏罗系。丁先生也明确指出，填图区经历了两期构造事件，一期为更新世，主要为断层作用，这期实质上就是该地区发育的一系列近南北向的活动断层，也是目前地震活动性较高的地方。而褶皱的时代并不是很好确定，他认为发生在中第三纪晚期，这些也是丁先生在随后的“滇东构造地质”一文中总结的认识（Ting，1922）。而1922年的这篇文章，是我国地质研究历史上第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或会议上的有关中国构造地质方面的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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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1∶200000水城幅地质图，在原丁文江划分出的上三叠统中进一步划分出了下、中侏罗统，因此这两期变形可以进一步限定在中侏罗世之后。关于这两期变形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有不同认识，早期研究（也是大多数研究）认为均发生在晚侏罗世（王超翔，1944），而近来的研究认为发生在中新世（Wang et al.，2014），与丁先生的结论基本一致。由于上述研究没有考虑褶皱的叠加关系，因此这两期变形很可能是一期发生在晚侏罗世，另一期发生在新生代（中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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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京西山地质图（1∶100000）（据Yih，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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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Geological map of His-Shan of the Western Hills of Peking (1∶100000) (after Yih,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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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在本次填图中，丁文江先生没有使用他1年前在太行山填图中将玄武岩称为雪花岩的方案，而是接纳了翁文灏先生的建议，统一使用玄武岩（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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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北京西山填图（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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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质研究所开办的时期（1913~1916年），以及随后的地质调查所运行阶段，北京西山就成为培养年轻地质调查人员的实习基地。丁文江、章鸿钊和翁文灏等保持着一贯重视野外技能培训的传统，在他们亲自带领和指导下，地质研究所的第一批师生在西山地区开展了细致的区域地质调查和填图工作。并于1920在《地质专报（甲种）》第一号发表《北京西山地质志》，这本著作是以叶良辅为首的13人共同完成的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区域地质调查报告，而随报告的附图《北京西山地质图》则是中国人自己填制的第一幅1∶100000的地质图（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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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地质图》显示地形资料已经很细致（地形图为地质研究所学生测制，比例尺1∶50000，出版缩为1∶100000）。在填图过程中不同的人（13人）负责不同小区域的填图，一起连图。其中叶良辅和赵汝钧负责温泉、阳坊、杨家屯、三家店、模式口、青白口以及田家庄等地区; 谢家荣和马秉铎负责煤窝、大鞍山等地; 谭锡畴调查周口店、妙峰山以及红煤厂等地; 王竹泉和朱庭祜负责斋堂和清水河两岸; 李捷和卢祖荫负责清水涧、髫髻山和王平村; 刘季辰和陈树屏负责琉璃厂、门头沟和大灰厂; 徐渊摩和仝步瀛负责坨里和万佛堂。本次填图中填图单元划分也比较具体（图8），V字型法则已经得到很好的运用，各种产状标识详细，这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填出了很多褶皱构造，这比之前在云南等地区路线填图无疑进步了很多，美中不足的是断层标识及其性质不醒目，虽然识别出很多大型断层（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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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地质志》在我国区域地质调查历史中举足轻重。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北京西山地质图》并不是丁文江本人所填制，但是该图是在他、章鸿钊和翁文灏指导下完成的，而叶良辅本人也是丁文江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长期跟随丁文江开展野外工作。丁文江开展芜湖以下扬子江地质调查时，就用了叶良辅填制的宁镇地区地质图（当然该图填制的比较简单）和剖面。从投入的时间、人力以及详细程度而言，《北京西山地质图》代表了当时我国最高的填图水平，而且西山地质志以及地质图的填制也体现了地质调查所以及丁文江围绕与国民经济生产相关的矿产开展调查研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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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西南地区调查填图（1928~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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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1928~1930年在西南地区的地质调查分为两个阶段，其中1928年主要集中在广西的中、北部。1929~1930年则与曾世英、王曰伦从重庆进入贵州，后与黄汲清在贵州大定会合，并向南进入广西，后又返回重庆。这次考察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全面和最重要的野外地质调查，同时也是其最后一次大规模野外工作。在1928~1930年的考察中，随着基础性资料（如地形）的准备和技术手段的提高，丁文江先生和地质所的助手一道绘制了大量的地质图和剖面图，地质图成果精确程度大大提高，图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图9，图10），“可以说这是丁文江晚年的杰作”（黄汲清等，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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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在广西地区的工作，主要沿着桂林，经马平到南宁的路线开展调查（图9）。本次工作的底图是由广西陆地测量局测制，丁文江先生在该地区填制的1∶200000路线地质图，出版缩为1∶400000。由于广西大部分地区出露古生代灰岩，喀斯特地貌发育，峰丛、峰林和孤峰多见，丁文江先生根据地形，填制了一种新形式的地质图，即地质-地貌图（图9）。这在当时国内是独一份，而且建国后相同比例尺的填图也未能将地貌和地质体现的如此清晰、立体。这不能不说是丁先生对填图的一种探索和发展，他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填图理念，而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或方式体现最为特征的地质与地貌。该图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的岩性，根据主要地层的岩性特征划分了13个填图单元，对组成峰丛、峰林和孤峰的岩石做了很好的区分，同样对于识别构造也很有帮助。由于填图单元划分很细，地层分布刻画详细，即便是地表地层侵蚀的支离破碎，但褶皱很容易表示出来，如图9中右上部、中部的桂林地区以及右下荔浦地区，褶皱从北东向转成了北北东向并又转变为北东向，卷入变形的地层包括泥盆系、石炭系和二叠系（图9）。本图的不足就是产状太少或没有，对于断层的表示不是很醒目，缺少断层性质的表示。但与北京西山地质图相比，填图单元的划分更加细致具体，野外也更容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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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广西中北部路线地质填图（1928年，兴安-桂林-荔浦段，1∶400000; 据欧阳哲生，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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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Routing geological mapping of central and northern Kuangsi in 1928 (Xing'an-Kueilin-Lipu segment, 1∶400000;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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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0年的填图可能是丁文江先生对构造表示最为关注的图件，在此选择其中两幅内容较为丰富的图件说明（图10）。这两幅图并不都是由丁文江先生一人完成，其中的四川南部-贵州北部路线地质图由黄汲清完成，而贵阳地区则主要由丁文江先生完成（图10）。虽然填图主要人员不同，但可以看出填图的总体风格一致，所不同的是地形、构造解释程度以及岩性表示等方面。填图区位于扬子克拉通，涉及的主要是古生代—中生代的沉积岩，由于地层分布比较稳定，因而构造比较容易填制，只要填图单元划分的足够细致就能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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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也是这样，野外主要通过主要地层岩性特征划分填图单元。可以看出当时的填图主要是路线地质调查（图10）。当时如果有比较详细的地形图，在这些路线地质图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空白区的资料，完全可以进行区域地质图的绘制。而黄汲清先生就已经根据现有的路线地质调查进行了区域范围的构造解释，一组近东西向的褶皱被确定下来，卷入变形的地层涉及到了白垩系（图10），这些褶皱已经为1976年的1∶200000填图所证实（镇雄幅，G-48-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褶皱向西延伸就进入云南东北部，与那里的北东—南西向的褶皱相连（图7），因而通过这次工作，也就与丁文江先生早期（1914~1915年）的工作联系起来了。由于卷入的最新地层是上白垩统，因此这组近东西向的褶皱很可能发生在新生代，这也与丁文江先生在云南东部填图的结论一致（图7; Ting，1922），并为最近的研究工作所证实（Wang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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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川滇黔路线地质图（1929~1930年，a图为四川南部-贵州北部，b图为贵阳地区; 据欧阳哲生，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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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Routing geological mapping of regions among Szechuan, Kueichou, Kuangsi in 1929~1930 (a is the region of southern Szechuan and northern Hueichou, b is Kueiyang region; after Ouyang Zhesheng, 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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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地区的路线地质图也是一样，其填图单元已经划分的很具体，只要有比较详细的地形资料，再补充一些空白区的工作，就可以形成区域地质图（图10）。贵阳地区的构造比较复杂，既有南北向褶皱，也有近东西向或北东—南西向褶皱，它们在贵阳地区叠加，卷入南北向褶皱的最新地层为侏罗系和白垩系，而卷入近东西向或北东—南西向褶皱的最新地层为中三叠统。而近东西向褶皱多为近南北向褶皱限制，这也是丁文江先生填制的第二幅叠加褶皱的地质图（图10）（第一幅为云南东北部，图7）。同样，这组叠加褶皱为1976年的1∶200000区域填图所证实（贵阳幅，G-48-17）。这两幅图件的不足主要就是地质产状表示不明显或缺少数据，另外对断层的标识也不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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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丁文江对中国构造地质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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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地层学、岩石学以及古生物学等学科，构造地质学（Structural Geology）属于地质学里比较年轻的学科，而大地构造（Tectonics）则是一个相对有历史的学科方向。目前一般认为以研究变形为主要方向的构造地质学萌芽于19世纪，并于20世纪30年代独立，之前则一般从属于地层学和岩石学。随着奥地利学者Bruno Sander将岩组分析等技术引入，至此构造地质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专业。构造地质学与地质调查、地貌学、地层学、岩石学紧密联系，而地质填图则是构造地质学的核心，是基础的基础（Davis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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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地质学在中国何时独立出来难以确定（刘瑞珣，1999），哪位学者可以看作是标志性人物也无人论及。早在1913~1916年丁文江先生负责的地质研究所课程中就有构造地质的课程，而且是一门主要课程，安排在第二学年的第二和第三学期。由于年代久远，构造地质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没有记录，但从地质研究所毕业的主要人员后来发表的文章估计，可能多数偏向大地构造（Tectonics）方面，而以变形（Structural geology）为重点的相对较少。在我国早期地质学者中，如果以开展构造地质学核心内容的填图实践为标准，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确定，丁文江先生无疑是中国构造地质学第一人; 而如果以公开发表与变形相关论文为标准，丁文江先生也是我国构造地质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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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917年，丁文江先生应上海黄浦江水道总局之邀，与他的学生叶良辅等人在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调查长江下游地质，特别是调查海岸线下沉和前进、湖泊淤塞以及黄浦港的发展等问题。该调查报告“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 Yangtze estuary below Wuhu”于1919年在Shanghai Harbour Investigation发表（Ting，1919; 图11）（此文最初由汪胡祯翻译成中文，发表于1929年“扬子江水道月刊”第一卷，第1~3期; 但由于翻译不好阅读，多为文言。20世纪末由潘云唐重新翻译，并收入1993年黄汲清等主编的《丁文江选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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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文江先生为数不多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著作中，该报告可以认为是他研究区域地质的典范，是其已发表研究性论文中描述最为详细明了、分析最为独到、讨论最为深刻的一篇。在报告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构造以及长江走向与构造关系、长江干流的演化、长江的出口以及三角洲的形成和发展都做了详细的论述。在报告中不仅论述了构造、产状、岩石组成对地形和地貌的控制作用，而且也明确指出长江下游的走向与区域褶皱的走向一致（尤其是安庆-镇江段），明确指出构造控制着长江芜湖以下河段的走向，而这个问题经历了近100年的争论，最近被地球物理探测所验证（吕庆田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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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报告讨论了长江下游干流的不同观点，即古人认为存在北江、中江和南江的认识。丁文江通过地形-地貌分析，结合自测的地形剖面，认为长江曾经与太湖相连并与大海相通。此外，结合古典书籍和大量县志的阅读发现江苏和浙江城市的建立向海洋方向变年轻，反证了我国历史时期东部海岸逐渐向东移动的过程，计算确定江苏海岸平均约60年向外推进1英里，这与水文学家Heindenstam的研究结果一致。丁文江在该报告中不仅运用专业知识，论证了长江下游的地形-地貌发展，论证了太湖与长江的关系，同时也通过大量阅读历史典籍，结合专业知识，在我国可能是第一次涉及人地关系发展的科学研究。这也体现了他博学多才，将地质-地理-历史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在地质部分，除了地层外，对于构造地质的分析也是核心内容之一。根据发表年代（1919年），该报告可能算是我国学者第一篇构造地质研究文献（著名的《北京西山地质志》则是1920年发表的）。此外，该研究报告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海洋地质学研究的开山之作（郭金海，2017）。除了这篇文献外，在未正式发表的“调查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矿区地质报告”（丁文江，1915）中详细记录了枣庄煤田不同的断层系统的分布与作用，详细记录和描述了走滑断层，“······详研究其性质，大约各层之移动，非上下而前后，断层以东之地层移而向南，其西之地层移而向北······.”这可能是国内最早报道走滑断层的文献。结合井陉煤田填图（1913年）工作中绘制的一系列走滑断层（图6），丁文江先生是中国最早发现走滑断层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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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资料，我国最早在国际上正式发表有关构造地质的文献，是1922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13届国际地质大会上，丁文江先生的“The tectonic geology of Eastern Yunnan”（云南东部的构造地质）和翁文灏先生的“Earthquakes in China”（中国某些地质构造的地震影响）。“云南东部的构造地质”一文的一些内容在本文填图一节中已有所介绍。刘瑞珣（1999）也认为两位先生是我国构造地质学的开拓者。从上面的记述中可以发现，早在1922年之前，丁文江先生不仅开展了大量系统的地质填图，而且他在不同的国内杂志、报告甚至报纸和散记中均涉及到了构造地质内容。因此，在我国早期地质学者中，无论以开展构造地质学核心内容的填图实践为标准，还是以公开发表与变形相关的论文为标准，丁文江先生都是中国构造地质学第一人，是我国构造地质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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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扬子江芜湖以下地质报告封面（a）和南京-镇江间地质图（b，1∶200000）（据黄汲清等，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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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1 Cover of Report on the Geology of theYangtze Valley below Wuhu (a) and the geological map between Nanjing and Zhenjiang (b, 1∶200000) (after Huang Jiqing et a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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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丁文江先生也是中国最早逆掩断层的发现者之一，即周口店西南长沟峪逆掩断层（翁文灏，1936）。他于1929年就任中国地质学会第六届会长时，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了“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Ting，1929），这也是他为数不多、但影响广泛的构造地质论文。该文是他在前期野外工作的基础上，收集其他地区有关造山运动的资料和研究，提出我国造山运动新的划分方案，将我国南方显生宙造山运动划分为广西运动、越南运动和燕山运动，其中的燕山运动划分为3个阶段，这与翁文灏先生定义的燕山运动有一定差异，其范围也比翁文灏的燕山运动要广，将广大的南岭及其以南地区也包括进来，这是一种进步。而该文第一次将越南、云南地区中生代早期的构造事件划归燕山运动第一阶段（侏罗纪），这期事件后来的研究证明是著名的印支运动，发生在三叠纪，虽然丁文江未能确定准确的时间，但是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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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除了上述对于我国构造地质学的实质性贡献外，还倡导并建立了一套野外工作（填图）方法（丁文江法）。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野外工作原则和规范:即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上山不骑马，下山马不骑，成为我国地质调查人员工作的永久标准（国连杰，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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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汲清先生曾列举了丁文江先生在中国地质学上的九个第一（黄汲清等，1993），如，第一位地质教学机构负责人; 第一位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的学者; 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学者······。而根据我们整理分析丁文江先生野外填图的经历和成果，可以看出丁先生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开展不同比例尺地质填图的学者（从1∶50000、1∶100000、1∶200000）; 第一位发现逆掩断层的学者（与翁文灏）; 第一位填绘和描述走滑断层的学者; 第一位绘制叠加褶皱的学者; 第一位集地质、地理和历史研究于一身的学者; 第一位构造地质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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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丁文江科学活动的背景、目标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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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文江回国的早期阶段，中国正经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作用，其中科学思想、精神和观念的传播与启蒙是重要的一环，它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在这个伟大历程中丁文江对于科学的宣传和科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地质学在中国落地生根，还参与到1923年的“玄学与科学”的社会辩论中，成为近代科学救国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被誉为科学派的主将（朱华，2006; 欧阳哲生，2008c; 吴凤鸣，2009）。在这场社会辩论中，丁文江和张君劢是争论双方的主将。丁文江以他和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针对“科学与人生观”、“科学的功能和目的”发表了科学派的主要观点和信仰。这场辩论持续了大约一年多，并以科学派的胜利而结束。丁文江本人的声誉也远远超出了地质学界，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界人人所知的人物，其中就有当时在美国留学的罗家伦和英国留学的傅斯年，后者则成为丁文江的莫逆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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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场辩论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参加辩论人物的思想轨迹以及哲学信仰（欧阳哲生，2008c; 吴凤鸣，2009）。这场辩论不仅破除了迷信和蒙昧，而且促进了科学在中国的落地和新文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丁文江先生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李济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他可以算是中国提倡科学以来第一个好成绩。固然严格的说起来，他没有写很多的报告，他没有发表很多的论文; ······但他是开创这种风气并且使之实现的人。他的提倡科学与一般的提倡，有点重要的分别。一般所谓提倡，往往都是设一个机关······发表几篇文章而已。他却倒过来做，先扎硬功夫。······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是地质调查所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地质调查所工作的成绩，已为世界所公认了。出版物中，他写作的东西并不多; 他的工夫完全消费在使这些合乎科学标准的工作继续地发展下去”（李济，1936）。葛利普先生也曾说:“丁博士是中国科学界之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葛利普，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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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科学思想的传播、地质调查所等科学研究单位和团体的组建以及人才的培养外，丁文江先生后期进入当时的国家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并担任总干事长（1934年6月~1936年1月），协助当时的院长蔡元培，开始对中央研究院进行重大改革，调整并确立了研究院主要机构和经费管理机构; 设置评议会，成为后来院士会议的基础（朱家骅，1956）; 制定中央研究院工作重点，发表“中央研究院的使命”（1935），鉴于国家建设为需求，提出应用科学研究为重，并兼顾基础研究的总方针。同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杂志或报纸撰文，如英国《Nature》（Ting，1935）、美国《Asia》（Ting，1936）和东方杂志（丁文江，1935）等，积极向世界宣传中央研究院。他在中央研究院不到2年的工作，使得该单位焕然一新，并影响至今，“全院的工作精神，显得更有生气”（朱家骅，1956）; 所制定的政策“均为本院定百年大计”（蔡元培，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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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文江先生在国内短短25年的历程可以看出，他一直致力于科学思想和精神在中国的传播，致力于科学救国的实践和事业，积极参加国家重大基础建设、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把自己的一生定位在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使命中，实现了“有知识的人应该刻苦用功，要有成绩的贡献，而且要有规律的人格，国家或亡，但我们必须留下不可亡的国民”的诺言。他不仅确定了当时我国地质学工作的基础研究目标（如黄土、陆相沉积、造山带，洲际地层对比），还明确了地质学要面向国家工业化的义务，为国家找寻各种矿产资源（丁文江，1931）。他为中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促成了近代科学在古老中国的落地与生根; 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当时中国最高也是最大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确定了它面向国家建设为重的原则。在那段国家时局多变、风雨飘摇的岁月，丁文江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其毕生倡导的科学救国思想，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人生。“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明天就死有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活着那样”（胡适，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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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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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是我国近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将自己的一生融入到科学救国、转播科学思想的过程中，为近代地质甚至科学事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长期奋战在野外一线，为我国地质事业建立了野外工作规范、原则和标准，他领导了我国早期几次大规模的野外调查，开启了中国人系统地质填图的先河。丁文江先生不仅仅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我国构造地质学的第一人。他能文能武，亦学亦政，为中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会，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地质调查的学生，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当时中国最高也是最大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确定了它面向国家建设为重的原则，同时，他还是我国最早将地质专业知识与矿业开发结合并有效经营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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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勇于创新的科学家，也是视野开阔、身体力行的教育家、强有力的科学机构管理者、身先士卒的社会活动家和运筹帷幄的企业管理者。丁文江先生为中国地质和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像一座高山，他的精神又像潺潺的流水，而他引领的科学强国之路也永无尽头。谨用丁文江先生在地质研究所办公桌上的格言结束本文:“勿悲愁、勿唏嘘、勿牢骚、等到了机会，努力去干”（丁文江先生在地质研究所研究室办工桌上的格言; 陶孟和，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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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感谢地质学报主编杨经绥院士和编辑部的鼓励和支持。感谢笔者的博士导师马宗晋院士，相伴恩师十二载，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科学强国的使命感深深地影响了笔者。感谢笔者的硕士导师南京大学张庆龙教授，在古稀之年指导、鼓励、陪伴我们走完最艰难的第一轮1∶50000标准填图。感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张克信教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王涛研究员、张智勇教高在大比例尺填图方面长期的引导、帮助、鼓励和讨论; 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部在填图方面对笔者的长期支持。感谢吉林大学李世超博士和浙江东阳卢苗安博士的建议、鼓励以及提供的资料。高斌先生在海外帮助笔者购买历史书籍，赵衡博士、王振义博士和张北航博士为笔者收集了部分文献并协助进行了文字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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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丁文江先生是我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地质学的诸多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组建了我国最早的地质调查和科研机构,立德树人,培养了第一代地质学家,主导了前中央研究院的重大机构改革,为地质甚至科学事业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到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中,践行自己报效国家的理念。他是在我国开展系统性区域地质调查的第一人,开启了中国人系统地质填图的先河,先后填制了诸多不同比例尺的地质图,为后世我国构造地质界奠定了研究传统。他填图的区域从克拉通到造山带,从弱变形区到强变形带,填制的地质图也从简单到复杂,从关注地层到构造内容的逐步增加,不仅体现了一个地质学家野外填图经验和技术的逐步成熟,也体现了我国构造地质学逐渐从地层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国际上构造地质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从地层学中分离出来的阶段一致。因此丁文江先生不仅仅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我国构造地质学的开山宗师。丁文江先生始终怀揣科学救国的信念,将自己的一生融入到科学救国、传播科学思想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科研活动与当时的国家建设联系,积极参与多项铁路选址、矿产调查与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变迁等工作,这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为中国地质学乃至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
Abstract
Dr. Ting Ven-kiang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odern geology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main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Geological Society. He has carried out fruitful work in many fields of geology, established China's earliest geological surve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train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geologists, led the major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he former Academia Sinica, and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rooting of China's geological and scientific undertakings in China. H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and practiced his idea of serving the country.He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China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set the precedent of Chinese systematic geological mapping, and successively mapped many geological maps at different scales, which laid a research tradition for the later tectonic work in China.From cratons to orogenic belts, from weak deformation zones to strong deformation ones, the geological maps prepared by Dr. Ting Ven-kiang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more detailed,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ructural contents,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a geologist's field mapping experiences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reflects the gradual independence of China's structural geology from stratigraphy.This process is coeval to the separation of the structural geology from strati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specialty in the world. Therefore, Dr. Ting Ven-kiang is not only one of the founders of China's geology, but also the founder of China's structural geology. Dr. Ting Ven-kiang has always cherished the belief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integrated his life into the process of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broadcasting scientific ideas, closely linked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t that time,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 number of railway site selections, mineral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ange, which will always be an example for us to learn from,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geology and even science will always be a monument in our hea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