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中国，百业凋敝、风雨如磐，地质工作在夹缝中艰难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6位中外地质学家齐聚北京地质调查所，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地质学会，使我国地质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在地质先驱们的共同努力下，学会以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之进步为宗旨，发挥了凝聚地质科学人才、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在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大会上，李四光被任命为副会长，这一年也是李四光学成回国开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二年，他在炙热的“民族自强”思想指导下，不断求索，苦心孤诣，以完全进攻的姿态驰骋在挚爱的科学阵地上，建树良多，并先后十次被评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在开展地质基础学科研究的同时，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他提出中国地质学会主要任务应该是团结全国地质工作者，从事学术活动，交流科学技术经验，提高科学水平，使它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建设（张以诚，2002）。中国地质学作为最早成立的专门学会之一，如今已走过百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下，记录了从旧中国迈向新中国的划时代变迁，为促进我国地质科学技术发展和地质事业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四光作为中国现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开拓者，为地质科学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突出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地质学会也见证了李四光每一阶段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光辉卓越的一生，李四光的科学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敢于直面问题、始终坚持真理的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

1 科学思想萌芽初发

1925年4~6月，李四光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年会。在他发表的《中国地质学会开会纪略》中记载（李四光，1925），“该会成立已历三载，会员之数，已达300余名，不拘国籍，不拘所在，不拘职务。······备选者有数十人，皆属当世著名地质家或古生物家之对于中国地质有特别贡献者。”

这一时期的李四光，怀揣着朴素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开展着地质教育、科研工作。他痛恨腐败媚外的清政府，16岁便成为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为了寻求科学救国之法，李四光赴英国求学。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感召，1918年李四光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要为祖国培养自己的地质人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李四光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都是开始于这一时期，如创立地质力学理论、创立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发现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遗迹。他在地质学会年会及全体会员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包括《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寒武奥陶纪地层分类之关系》、《筳蜗鉴定法》、《葛氏筳蜗族进化程序之上位置》、《地球表面现象变迁之主因》等论文，也均与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关。

李四光渴望中国摆脱列强的侵略，亲身感受着军阀割据的纷争，迫切希望当局者能改变这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局面。他选择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充实力量等待未来，他希望能揭穿地壳构成的规律和它形成过程之谜（李四光，1959）。1927年，在蔡元培的邀请下，李四光南下上海，参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建所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地质研究所特别注重理论研究，目的在“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他重视实地调查，认为“野外调查是研究地质之张本”。他加强同其他地质机构相互协作，尽量接受各机构委托解决的有关经济地质方面的问题（陈群等，2009）。

2 以科学与和平民主并重

1942年3月，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八次年会及二十周年纪念会在重庆举行，李四光请人代为宣读了题为《二十年经验之回顾》的演讲稿。在这篇长达2个小时的以地质内容为主的报告中，李四光用了约十分之一的篇幅，谈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与组织国际科学界拥护和平民主等问题。他指出，“在中国近年来涌现出来的许多科学团体中，中国地质学会可能算是先驱之一，但是和国际上类似的机构相比还仅是初级阶段”。他认为，地质学家不应该被当作发动战争和征服别国时，开发自然资源的活机器。“现在是决定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了，是驯服地屈服下去?还是勇敢地站到知识自由的道路上去?”，回答是:“我们要坚定地站在爱好和平的各民族大家庭一边的，并且将永远为我们的目标而坚持下去”。李四光（1942a）强调，“知识是重要的，但道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知识本身，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道路决定着后果!”这份跨越地质学范围、跨越国界的报告发表后，也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赞许。

科学的进步不仅带来了物质文明，同样也带来了战争与残酷（李四光，1942b）。这位被历史洪流裹挟前行的中国科学家，通过中国地质学会的讲坛，向世界发出呐喊，科学家要使科学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就要站在和平民主的阵营中，联合起来，避免那些“琐碎的计较”和“偏见的争执”，为科学发展作出有建设性的贡献。

在国际交流中，李四光希望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友谊和了解。1934年12月，李四光应邀前往英国讲学。距离上次前往英国，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彼时，他还是个寻求“师夷长技以救国”的进步青年，如今他已成为享誉国际的地质学家。这次讲学，李四光要从中国独特的构造地质讲起，决不生硬套用从西欧的区域地质建立起来的地质术语和概念来阐述中国的地质现象。他根据多年收集和积累的地质资料，按照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地质学讲义，在英国各大学讲学约半年时间。李四光应英国地质界朋友的请求，将讲义整理成书。1939年《中国地质学》这本著作正式出版发行，第一章便从西藏高原讲起，因为当时西方科学家对西藏的归属问题普遍存在错误的认知，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李四光有意识地把西藏高原列入了中国自然区域的第一位，以此回应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而且他认为西藏高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性，也值得抬高到第一位。这是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部中国地质学，在国内外均引起广泛关注（陈群等，2009）。

3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1947年6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南京举行，讨论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代表问题。7月，地质学会理事会就该问题再次举行会议，李四光、尹赞勋当选代表。后因教育部以经费短缺为由，只批准了李四光一人参会。1948年2月，李四光携夫人从上海启程赴英国，参加同年8月在伦敦举办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这次会议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延期了七年。李四光是组委会成员中唯一的亚洲人，他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新华夏海之起源》。

会后李四光留在了英国，他时刻关心国内战事，焦急地等待回国时机。1949年4月，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临行前，周恩来总理指示郭沫若给身在英国的李四光带一封信，由郭沫若领头签署请他早日返国。收到祖国来信后，李四光十分激动，他立即预定船票。1949年9月21日，李四光还在等待起程船期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李四光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被推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这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布声明，拒绝接受全国政协委员职务，不然就有被扣留的危险。事发突然，李四光闻信当机立断，决定轻装简行、提前绕道出发。李四光离开英国那一刻起，便与外界断了联系。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给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发去一封电报，请他与捷克当局协调，保护李四光的安全。由于无法办理签证，李四光并未从北边经苏联回国，而是经欧洲到香港，再从香港入境。1950年春，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李四光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虽然他仅仅离开了两年，但这已经是两个时代的祖国!他眼前再不是那片满目疮痍，遍地战火的旧中国，他感受到的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的新中国——是那个他16岁参加同盟会时所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李四光顾不上洗去一路风尘，迅速投入到祖国宏大的建设当中。

4 科学工作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951年12月，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发表讲话，题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他回顾了中国地质学会成立近3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胜利前进的时候，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发挥的作用。李四光（1951）要求，“拿出很严肃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工作，······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作去，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

1954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第29届学术年会上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时提出，目前我们要积极寻找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二由”，其中之一是“石油”，另一“由”是“铀矿”（陈群等，2009）。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地质工作基础薄弱。面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地质工作需要先行的任务越来越重。李四光肩负起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重任，他始终坚持科学工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通过相互协助和全面筹划，集中力量满足国家生产建设工作的实际需要，从实际中提高理论，再指导解决实际问题（李四光，1954）。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就是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茁壮成长起来的，是他一生心血的学术结晶。地质力学成功指导了全国地质工作，对寻找紧缺的矿产资源、工程建设选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中，地质力学基础理论与工作方法，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也是工业中最薄弱的环节，究竟是开发天然石油资源，还是走“成本高、提炼技术复杂”的人造石油道路?这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于1953年12月，邀请李四光到中南海，征询他的意见。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构造体系的观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表明不同意“中国贫油论”，他深信我国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关键是抓紧开展地质勘探工作。1956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传达《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肯定了李四光对我国石油资源远景的意见，并表示拥护他的意见。“找油要先找油区，再找油田。因为找油区是找油的战略问题，找油田是找油的战术问题。应该先解决战略问题，然后再解决战术问题”（李四光，1965），这是李四光关于找油理论方法的论述，对石油普查勘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李四光不仅在战略上指出了含油远景区，实现国家找油战略东移; 而且在战术上对石油普查的方法、步骤以及普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问题，都很重视，他几乎对每一地区的石油普查工作都有过许多具体指导。

李四光很早就预见到了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铀矿资源。从英国回国时，他特意带回来一部放射性物质探测仪。李四光认为中国寻找铀矿资源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亲自指导找铀队伍，并根据构造体系控矿理论指出了铀矿资源的分布规律。1955年1月，毛泽东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会上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李四光将野外采集的铀矿石标本递给领导同志们传看，说明我国铀矿资源的可能分布带。当听到盖革计数器靠近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与会领导人都高兴的笑了。毛主席指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2000）。这次会议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序幕。

李四光毕生研究地球科学、献身地质事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地质工作中，他以战略思维洞悉着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透过形形色色的现象探究着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不停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科学家座谈会上谈到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代表时，第一个提到李四光，称赞他们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亦如周恩来总理评价的那样“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要学习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