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但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20世纪初，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先有留学日本和英国的章鸿钊和丁文江积极筹划创办了地质研究所（1913年），后有留学比利时归来的翁文灏加入其中，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学家，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有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和李学清等18人，进而建立起了中国地质调查所（1916年）。由于他们和他们的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使地质科学走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最前列，担当了现代科学学科在中国本土化和体制化的先锋，成为了近代中国科学的一枝奇葩。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以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孙云铸、杨钟健、裴文中、尹赞勋、黄汲清、李春昱等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地质学家，为着祖国的富强，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用他们的智慧与血汗，取得了世界公认的优秀成果，创造了中华民族那段历史上的辉煌。伴随着中国地质调查所诞生的中国地质学会，今年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加强国内外地质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谢家荣是中国地质学家群体中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一位（图1），他在地质科学领域里涉猎面之广，是一位“全方位的地质学家”:在普通地质学、区域地质学、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陨石学、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地震学、岩相古地理学、地文学与地貌学、土壤学、煤岩学、煤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矿相学、矿床学、经济地质学、岩芯钻探学、地球物理学和地球化学等领域，他都有过研究或应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在许多方面都居于第一和开拓者的地位，是现代中国地质学领域当之无愧的拓荒者之一。本文所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曲折人生路

谢家荣（C. Y. Hsieh）（1897~1966），字季骅（季华），上海人。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并被任命为中国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参加北京西山地质调查。1917年被派赴美留学，入斯坦福大学，1919年转入获威斯康星大学，192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21年初回国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旋即随翁文灏等前往甘肃，进行中国第一次地震科学考察，其后单独进行了中国第一次石油地质调查。1923~1925年与刘季辰、赵亚曾进行湖北全省地质调查。1923年12月加入中国科学社。1925年2月~1927年6月任教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年7月~1928年1月应邀南下广州，协助筹建两广地质调查所，调查广九铁路沿线地质和粤汉铁路南段及赤泥河附近地质。1928年上半年任教中央大学地质系。1928年8月~1930年5月赴德国和法国作访问学者，主要从事煤岩学与矿相学研究。1930年7月和10月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和沁园燃料研究室先后成立，土壤研究室初期“暂由谢家荣管理”，先后任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和名誉主任。1930年9月受聘清华大学地理学系讲师。1931年任清华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兼代主任、1931~1932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兼主任。1932~1937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研究教授（1932~1934）、系主任（1936~1937）。1934年春夏，在翁文灏车祸受伤后代理地质调查所所长。1935年任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1937年1月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建的矿产测勘室主任。

“七七事变”后，谢家荣奉命赴湘桂地区调查富贺钟江锡矿，为支援抗日战争创汇。1938年任江华矿务局筹备处主任，1939年5月11日，江华矿务局成立，任江华矿务局经理。1940年赴昆明筹建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5月15日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正式成立，谢家荣任总工程师。同年10月11日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停止运作，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1942年10月1日再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直至新中国成立，谢家荣均任处长。1948年4月1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得票数在地质界当选的6名院士中与翁文灏并列第二位。1949年春，坚决抵制国民党将矿产测勘处迁往台湾的企图，组织和带领全处职工保护矿产测勘处设备和资料（矿产测勘处，1949a; 段承敬，2004; 张立生，2016），迎接解放。

解放后，谢家荣在1949年10月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8月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1952年任地质部总工程师，1954年3月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常委，1955年5月31日经国务院第10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1956年3月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4月任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制定了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十二年远景规划（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科学研究远景规划纲要，1956^❶），并在全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的第九项（我国矿产分布规律和矿产的预测）和第十项（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其他地质勘探方法的掌握及新方法的研究）两项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7月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第五室副主任，1965年11月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矿床综合研究室主任。1966年8月14日不幸辞世。

2 中国地质学界最肯努力的青年

2.1 学生时代的谢家荣

学生时代的谢家荣，以刻苦学习，奋发图强著称。1913年以初中毕业的学历进入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后，因家境困难，在紧张学习之余，还得做刻蜡板之类的事挣伙食费，但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即1915年7月即在《科学》杂志第1卷第7期上发表论文《质射性元质概论》，论述放射性元素铀、钍、镭的性质及其3种射线（α，β，γ）及放射性衰变的产物。1916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其卒业报告得到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的好评，是地质研究所18名毕业生中被聘为地质调查所调查员的5人之一。毕业当年10月即在《农商公报》第27卷上发表《论美国之石油》（编译）。毕业后第二年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学生中第一个被派出国留学。在留学斯坦福大学期间，1918年9月在《科学》杂志第3卷第9期发表《自然硫矿之成因》; 1919年春耗时两个多月考察亚利桑那州的铜矿后，在《农商公报》上发表了《考察美国阿里梭那省铜矿记》。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著名地质学家、矿物学家A. N.文切尔（Winchell）教授，1920年6月，以一篇Origin of some metamorphic foliated rocks（某些叶状变质岩的成因）的论文，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图2），当月在《科学》杂志第5卷第6期上发表论文《黏土》。其后在美国各地考察，于同年9至12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系列论文《矿床学大意》，系统地阐述矿床学的理论与实践，开了我国矿床学研究的先河。回国之前，他特地到华盛顿参观美国地质调查局，了解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机构设置及各部门的工作内容，后写成论文《记美国之国立地质调查局》，发表在《科学》杂志第9卷第6期。

2.2 冉冉升起的明星

留美归来的谢家荣，意气风发地踏入中国地质学这块园地，进行着拓荒者的辛勤耕耘。回归故土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奉派随翁文灏等进入刚发生地震（1920年12月海原地震）不久的甘肃灾区进行中国的第一次地震科学考察，从兰州向东，历经会宁、静宁、隆德、固原、平凉诸地震区域，复由平凉经天水而返兰州。震灾重要之地点，遍览无遗。其后，编著了中国第一份地震科学考察报告《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发表了《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考察完地震之后，奉地质调查所之命独自一人自兰州西行，考察甘肃地质，进行了中国第一次石油地质调查，为日后玉门油田的发现作出了贡献。

1923年起的三年间，谢家荣与刘季辰、赵亚曾应邀进行了湖北全省地质调查，发表了多篇湖北区域地质和矿产地质论著，其所命名的“大冶石灰岩”沿用至今，其1925年与叶良辅合著的《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及地文史》对长江三峡的成因和鄂西地文期有独创的见解，对于长江三峡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文章明确提出长江三峡的形成，首先由于河流的袭夺，而后是复幼深切的论断。“这一论断，为后来许多研究者（如李承三、沈玉昌等）所师承赞同。此外，叶、谢倡议的鄂西期准平面，山原期壮年地面和峡谷期的三个著名地文期，为后来研究者一再证实应用，并推演至贵州高原。”（杨怀仁，1989）。1923年，谢家荣在《科学》第8卷第5期发表《中国铁矿床之分类与其分布》，根据当时已经有的资料，将中国铁矿划分为7个类型。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卷第3~4期上发表了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first specimen of meteoric stone received by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文章详述了坠落在甘肃导河县的石质陨石的矿物和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附有4幅陨石的显微照片。此外还在《科学》第8卷第8期上发表了《中国陨石之研究》，第9期发表《中国陨石之研究附表》。他的这些论文开了我国现代陨石学研究的先河。

1924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家荣著中国地质学家的第一本普通地质学教科书《地质学（上编）》，丁文江为此书作序，称“谢家荣先生是中国地质学界最肯努力的青年”，“他著的这一部教科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1925~1926年，谢家荣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为该系二、三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地质学（金属）》，为三年级学生讲授《经济地质学（非金属）》; 为四年级学生讲授《中国矿产专论》课程。1926年，还代李四光讲授北京大学地质系二年级的构造地质学课程，代王烈讲授北京大学地质系三年级高等岩石学及实验课，向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第14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论文《中国之黄铁矿及炼硫事业》。所编著的《第二次（民国七年至十四年）中国矿业纪要》，由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列为《地质专报》丙种第2号出版。1927年，谢家荣奉派南下广州，协助广东大学地质系主任朱家骅筹备两广地质调查所，进行了中国人在两广地区的第一次地质调查，并为赴德国作访问学者积极准备，自学德语。1928年上半年任教中央大学地学系时，考察了钟山、幕府山、汤山、富贵山、覆舟山等地地质，著文《钟山地质及其与南京市井水供给之关系》刊登在《科学》杂志第13卷的4期，其英文Geology of Chung Shan and its bearing on the supply of artesien water in Nanking则刊登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7卷第2期。此文在讨论钟山的地层和地质构造的基础之上，论述了南京市的井水供给问题，是现代中国最早发表的研究水文地质的论文，是中国人研究水文地质的开端。

在留美归国后的7年半时间里，谢家荣在中国地震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煤地质学、区域地质调查、陨石学、矿床学、水文地质学诸多领域里作出了重大贡献，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

3 中国煤地质学的先驱

3.1 中国煤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28年，谢家荣由中日赔偿基金会派遣，以研究员的身份赴欧在地质方面进行继续研究。基金会事先没有拟定研究题目，完全由谢家荣自己决定。经与基金会主任章鸿钊和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咨询，决定此行进行中国煤的显微镜研究工作。因为该项工作无论在科学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当时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没有任何研究者接触过。除煤的研究外，谢家荣从自己的研究思路兴趣出发，自愿提出进行中国某些铜矿的显微镜研究^❷。因此，地质调查所给谢家荣寄了一套包括煤和铜矿两者都在内的有代表性的标本到柏林。谢家荣在柏林进行的煤的显微镜研究工作完全是在普鲁士地质调查所的可燃岩石研究室，在德国地质学家及古植物学家、煤岩学家、柏林矿业学院院长、柏林大学荣誉教授W. Gothan及国际煤岩学先驱R. Potonie和H. Bode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地质调查所的标本运抵柏林之前，谢家荣先利用G. Cremer于1905~1906年间在中国采集的、之后保存在普鲁士地质调查所的四川省的一套共30件煤样进行煤岩学研究工作，将这些煤样磨制成薄光片，研究煤的侵蚀结构。研究成果于1929年4月以A microscopical study of some coals from Szechuan，S. W. China（四川石炭显微镜研究）为题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8卷第1期，后被英国《燃料》杂志转载。文章附有5个图版共25张精美的煤显微结构图片，是中国地质学家进行煤岩学研究的开篇之作，中国煤岩学的奠基作之一。

1929年2月，地质调查所为谢家荣准备的煤样到达柏林，加上两广地质调查所寄到的15件煤样，总共90件，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煤，煤质各种各样，从褐煤到无烟煤均有; 其时代自石炭纪到第三纪。标本采自中国19个省。此外还有两件蒙古的煤样。由此正式开始研究这些煤样。研究内容包括它们的显微构造，煤中残留的植物和植物组织。

谢家荣使用H.G.Turner及C.A.Seyler的侵蚀法对大约20件中国第三纪到石炭纪、从褐煤到无烟煤的标本进行研究。研究成果以Atzstrukturen in der Kohle（煤的侵蚀结构）为题发表在德国期刊Arbeiten aus dem Institut für Palaeobotanik und Petrographie der Brennstein（《古植物和可燃岩岩石学研究所学报》）第2卷第1期上。文章指出，C.A.Seyler侵蚀法（用铬酸与硫酸的混合物作侵蚀液）效果最好，可得到煤中清晰可辨之结构不同的木质组织、树皮组织、薄壁组织细胞和树叶表皮等植物组织结构。尽管煤的磨光片侵蚀法是必不可少的，侵蚀法产生的结构通常也特别清楚，但可惜它保留的时间不长，当薄片暴露在空气中一段时间后便被破坏了。文章详细叙述了作者首创使用的一种能够长时间保存煤的侵蚀结构的纤维素印模法。

直到1920年代末，国际煤岩学界使用了薄片、光片和侵蚀法与酸解法研究煤，但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在常光下进行的，谢家荣则首创将偏光显微镜运用于煤岩学研究，描述煤岩显微组分的光学各向异性现象。煤岩显微组分光学各向异性现象的研究，“已成为当代煤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并在高煤级煤显微组分识别、煤结构反演，煤田构造应力场研究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具有重要价值”（韩德馨等，2004）。

用偏光显微镜研究煤，“煤中组织，纤悉毕露”:在常光下没有显示的硬煤的原始条带状构造及原始细胞形状的构造或颗粒边界，镜煤、暗煤和丝煤的条带构造，显示得非常清楚，使H.G.Turner 等的火焰侵蚀法变得没有必要了; 在交叉偏光下观察煤的非均质性的强弱可以判定煤的变质程度; 在交叉偏光下研究无烟煤，其效果格外显著; 将油浸法用于煤岩学研究，获得了非常好的结果:不仅能够区分煤质和矿物质，而且能够在煤的磨光面上区别常见矿物; 在交叉偏光下使用油浸法，便会使煤玉显示出清楚的、在常光下根本看不出的棕色薄壁组织的木质构造; 将斜照法用于煤光片的研究取得令人非常满意的效果。

谢家荣在德国的煤岩学研究成果主要有1930年10月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9卷第3期上的两篇文章，即A preliminary petrographical study of the Peipiao coals（北票煤之煤岩学初步研究）和Some new methods in coal petrography（煤岩学研究之新方法），以及1931年2月以《国产煤之显微镜研究》为题发表在《矿冶》第4卷第15期，1932年12月以On the vegetable tissues and flora in the Chinese coal and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nce（华煤中之植物组织及其在地质上之意义）为题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1卷第3期上。

Some new methods in coal petrography的发表震动了国际煤岩学界。煤岩学的先驱人物纷纷致信谢家荣盛赞此文:英国C.A.Seyler教授^❸在1931年5月12日致信谢家荣，称煤岩学新方法的文章特别有意义，非常有价值; 同年7月16日他又致信谢家荣称:我正在学习你的《煤岩学研究的新方法》，已经证实了威尔士无烟煤的非均质性^❹; 1932年1月8日，煤岩学先驱之一、芝加哥大学地质系J. Fisher教授^❺致信谢家荣，称读到了煤的侵蚀结构的文章，非常精彩，希望得到煤岩学研究新方法和北票煤的煤岩学研究的文章; 1932年2月25日，美国H.G.Turner^❻教授致信谢家荣，感谢寄去的煤岩学文章，特别对使用油浸法和偏光显微镜研究煤的方法感兴趣，如果偏光能够区分丝炭和镜质组，一定会对煤组分的解释有莫大的帮助。R. Potonié（1932）^❼也对谢家荣的上述两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1930年5月谢家荣回国。10月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成立，谢家荣先后任主任和名誉主任。有此研究所，谢家荣得以继续他在德国的煤岩学研究。1933年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2卷的Thinned polished section of coal，a new technique in coal petrology（薄的煤光片研究——煤岩学之一新法）、Microstructure of some Chinese anthracite（中国无烟煤之显微镜研究）、A remarkable occurrence of fusain at Lungchuan Hsien，Chekiang Province（浙江龙泉县产“丝炭”之研究（与张更合著）、On Lopinite，a new type of coal in China（乐平煤——中国煤之一新种）等也都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赢得了国际煤岩学早期研究者们的赞誉。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馨先生评价谢家荣的煤岩学研究:谢家荣引入煤岩学中的“交叉偏光法和煤的薄光片研究技术，仍被当今中国煤岩学界公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先进研究方法之一。

“谢先生介绍国外先进的煤岩研究方法，同时结合工作体会分析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他在处理煤岩样品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首先引入了煤光片的化学刻蚀技术，识别出中国煤中的隐组分和隐结构，这类研究在中国煤岩学界至今仍是少见的。继而引入煤中角质层的分离方法，并基于分离角质层植物结构的精细鉴定，对中国四川、江西、辽宁等的煤成因进行了研究; 角质层分离与鉴定技术在中国近年来煤岩学、古植物的研究中仍受到重视和应用。

“值得提及的是，谢先生早年发表有关煤岩学的论文中刊登了大量的煤岩显微照片，这些照片无论是从煤岩特征的典型性，还是取材的精当和印制的技巧，都是煤岩学研究中具有现实参考的价值”（韩德馨等，2004）。

谢家荣的煤岩学研究堪称煤岩学自诞生以来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震动了国际煤岩学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是中国科学家对国际地质学的重要贡献。他不仅奠基了中国的煤岩学，更进入了世界煤岩学先驱的行列（孙忠和等，1990; 吴凤鸣，2009）。

3.2 中国煤地质学的先驱

谢家荣一生从事煤田地质工作的时间甚多。早在学生时代的1915~1916年，他就跟随翁文灏赴江西德化、丰城、进贤和鄱阳等地，进行煤田地质调查，并发表了诸如《江西丰城县煤矿报告书》等几篇考察报告。留美归来后的第一年除考察地震外，还考察了甘肃地质，包括沿途的煤矿，如阿甘镇煤矿、南山一带煤矿。1923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谢家荣著中国第一本煤地质学专著《煤》（当年10月再版，后先后4次再版），系统论述了煤之沿革及性质，煤之成因与分类，煤之地质，采煤、选煤及炼焦、中国煤矿说略及世界煤矿之储量、产额、运销等情形。1927年谢家荣应邀考察山东泰安华宝煤田地质，著有《华宝煤矿公司地质报告》。

访学德国归来的当年和次年即1930年9月和1931年4月，谢家荣应华东煤矿公司之邀，两次赴江苏铜山考察贾汪煤田，著有《江苏铜山县贾汪煤田地质》（载《地质汇报》第8号）。以后又先后考察了王平村煤田（著有《勘查平西王平村同丰公司煤矿报告》）、浙江长兴煤田（著有《长兴煤田地质报告》）、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著有《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田地质报告》，发表了《湘潭谭家山煤系层序》）、广西西湾煤田（发表了《广西西湾煤田地》和On the age of the Hsiwan coal series）。1934年9月谢家荣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煤之成因的分类》，将中国的煤划分为无烟煤类、木质煤类、泥沼中沉积之煤和松脂类煤。

抗日战争时期，谢家荣先后考察了广西田阳憧慢村褐炭（著《田阳县甫圩乡憧慢村褐炭煤田地质报告》）、祥云、宾川、弥渡、蒙化境内各煤田（著《云南祥云宾川弥渡蒙化间地质矿产》（西南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第19号））、贵阳西部煤田（著《贵阳西部煤田述略》（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第43号））、都匀—独山一带煤田（著《贵州都匀独山煤田说略》（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第47号）），“从禄劝志留系的烛煤，宜良狗街石炭系的无烟煤，贵州赫章、威宁、水城上二叠统—三叠系的烟煤，祥云三叠系烟煤到昭通开发的褐炭”，“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汗水”（郭文魁，2004）。山西浑源藻类煤、贵州水城烟煤与藻类煤混合煤、主含大胞子的云南平彝特种煤等，谢家荣也都做过研究（谢家荣，1945）。

经过上述煤田地质考察后，鉴于国内发表关于煤田地质的文章虽多，但却鲜有从理论上探讨全国煤田的综述文章，谢家荣于1944年著英文论文Coal fields and coal mining industry in China，a general survey（中国煤田地质及煤矿业概述，刊矿产测勘处出版的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eology），系统地论述中国煤田的地理与地质分布，煤之种类，可能储量，产额，生产成本及效能，进出口及消费量等七章。论其地理分布，分全国为七大煤区，每煤区内煤田之分布、储量、产量、地质时代、煤质及交通、矿业等情形择要论列。另附详表。论其地质分布，则按时代详分，特别注重古地理之沉积环境，因而分为在煤质上，产状上及将来矿业展望上显然不同之两种煤系，即近海相煤系与远海相煤系（Paralic and limnetic phase）。论煤之种类，则于叙述中国之各种特种煤外，又详论煤之分类，并用三角图的分类法分煤为两大系统，即正常系统与油煤系统，中国之许多高挥发分特种煤皆属油煤系统。以当时的资料作了各项矿业统计。

1946年，谢家荣著文《贵州煤田研究并特论其与古地理及地质构造之关系》，依据当时所有有关贵州煤田的资料，在贵州煤田分布图上填绘的煤的等炭线、等挥发分线和等硫线，讨论了贵州煤挥发分、炭分和硫含量的空间变化与古地理和地质构造的关系，指出威宁-水城-盘县-普安-兴仁-贞丰一带之煤含挥发分30%以上，含硫常不到1%。此带向东，挥发分逐渐减少，至安顺-平坝-大定-毕节，俱为无烟煤，含挥发分低于10%，含硫则逐渐增高; 此带之西，含硫亦低。再向东，至贵阳-贵定-平越，挥发分又逐渐逐渐到10%以上，至荔波，含挥发分增至20%以上。文章指出煤质的这种变化，一与成煤之质料和成煤时的古地理环境有关，二与成煤后的地壳运动和岩浆活动有关，分析了贵州煤田成煤时期的古地理环境和后期的构造与岩浆活动与上述贵州煤质变化的关系。据此指出，利用这种变化规律，可以指导我们搜探工业用煤:黔西应为冶金焦及炼油煤所在地，黔桂铁路沿线的烟煤应在都匀以北或其东西两翼，等等（谢家荣，1946a）。

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谢家荣赴湖南湘潭考察中湘煤矿和湘江煤矿及宁乡各煤田，为中湘和湘江煤矿的地层、构造、煤系层序提供意见并布置了两个矿区的钻孔（矿产测勘处，1947a）。1949年8月谢家荣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所组织的东北参观团的副团长到东北参观，注意收集并研究了东北煤矿的资料，指出“抚顺附近是否还有隐伏的新煤田，特别是其西部一带，颇值得考虑。日本人在该区施钻恐不彻底，尚须进一步的研究和测探。”（谢家荣，1949a）

3.3 大淮南盆地煤田的发现

1946年淮南八公山新煤田的发现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由于淮南煤田当年已有储量即将告罄，有关机构在4月找到谢家荣，希望深部找煤。谢家荣认为，找到深部的煤层也很难开采; 他依据百万分一开封幅地质图判断，八公山前山王集的平原中可能有浅层煤层。接着进行的现场考察，不仅见到了奥陶纪石灰岩，还发现了分布整齐的石炭二叠纪纺锤虫石灰岩。由此决定实施钻探。8月中旬开钻，不到两周即在距地面仅19 m处发现了厚达3.9 m的煤层，八公山新煤田宣告发现。它是谢家荣开创的地质理论找矿的先河与典范。以后继续的勘探和解放后按照谢家荣的思路继续工作，不断有的发现，截至2004年的储量达444亿t，占全国煤炭储量19%，2004年产量达4000万t; 现在的淮南煤田不仅是华东地区最重要的煤田，而且是我国五大煤炭基地之一（搜狐网，2004）。

紧接着八公山新煤田的发现，谢家荣1947年7月综合研究山东中兴与江苏贾汪及安徽淮南各煤田，认为中兴之大槽，贾汪之小湖，淮南之A组及南八槽依地层层位而论，均属同层。由此判定中兴之大槽既为良好之焦煤，淮南之南八槽亦当能炼焦，经取样试验证实，淮南之南八槽为极佳之焦煤（谢家荣，1947c）。由于长江流域夙缺焦煤，这一发现解决了华南地区的冶金燃料，这对南方地区的工业发展意义非凡。

坚实的地质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铸就了谢家荣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以及大淮南盆地煤田的辉煌。

3.4 新中国时期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谢家荣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煤的综合性、指导性的论著和建议:《煤地质的研究》（1952，《地质学报》第32卷第1~2期）、《关于煤地质方面的一些重要知识》（1953，《煤》第29~30期）、《勘探中国煤田的若干地质问题》（1953年2月在地质部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发表于《科学通报》第3期，《地质学报》第33卷第1期）、《中国的煤田》（1954，《科学大众》3月号）、《煤的成因类型及其意义》（1955，《地质知识》新年号），《关于“煤田类型”》（1955年地质会议文献汇编）。这些论著对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煤资源、寻找新的煤炭基地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地质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代初，在倡导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热潮中，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一套《科学译丛》。谢家荣应邀主编了其中4本:《古勃金院士与石油地质学》（1954）、《金属矿床学与矿床分类法》（1954）、《煤地质学的理论问题》（1954）和《煤的成因类型与煤岩学研究》（1955）。1954年12月出版的《煤地质学的理论问题》共选译8篇论文，主要是结合我国当时开展大规模煤田勘探工作，汲取和借鉴一些先进煤地质的基本理论，确保勘探工作快速开展，以保证国民经济建设大量用煤之需。谢家荣自己特别选译了苏联著名地质学家Л. Б. Рухин的《含煤建造的大地构造类型》; 他最欣赏的是过渡型含煤建造（山前凹地、山间盆地）和地台型含煤建造，认为Л. Б. Рухин的划分方法对我国煤田建造划分有一定参考价值。谢家荣还特别为此书作“序”，指出本书所选论文都是煤地质学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并着重指出在1954年的中国煤田会议上，中国学者对沉积旋回原理的重视和讨论，认识到旋回原理在煤层对比中的意义，及其在阐明整个煤田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作用。1955年10月出版的《煤的成因类型与煤岩学研究》结合当时我国工业对煤的要求，特别是结焦性、炼焦配煤等诸多问题，汲取苏联及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了解他们的理论发展和现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共选译了7篇文章，谢家荣高度评价苏联陆植煤的分类方案及其对中国煤的分类方案的借鉴意义，亲自翻译了其中的《陆植煤的煤岩亚种》和《煤的成因类型与沉积环境的关系问题》等4篇文章。

谢家荣一生对中国的煤田地质倾注了无数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现代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0年3月，时在巴黎的谢家荣^❽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Shaw教授的推荐，致信正在马尼拉菲律宾大学洛斯巴诺斯农学院工作的美国潘德顿（Robet L. Pendleton）教授，建议他到中国来进行中国的土壤调查（主要土壤区的普查和某些特殊地区土壤的详细研究与填图），并随信寄去了一份为期两年半的合同。同年7月，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正式成立，“暂由谢家荣管理”（中国地质调查所，1931）^❾，谢家荣和当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常隆庆随即奔赴冀北进行了中国的第一宗土壤调查。

1931年1月10日，在潘德顿到中国之前，地质调查所讲学会举行了第25次讲学会。丁文江担任此次讲学会的主席，谢家荣和常隆庆主讲。先由谢家荣讲土壤之研究、分类及调查，之后由常隆庆讲《三河、平谷、蓟县土壤调查》报告^❿。这是地质调查所讲学会第一次讲土壤问题。它将土壤和土壤调查的基本常识介绍给了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有关人员，为进一步开展土壤的调查与研究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1931年3月，谢家荣、常隆庆所作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篇土壤调查报告《河北省三河平谷蓟县土壤约测报告》问世，刊《土壤专报》第二号（3年半之后的1934年8月才又有完全是由中国人（周昌芸、李连捷和陈恩凤）自己撰写的《土壤专报》第八号《江苏省句容县土壤调查报告》，而侯光炯、朱莲青、李连捷的《河北省定县土壤调查报告》（土壤专报第十三号）的出版则是1935年9月）。报告详细描述了河北省三河、平谷、蓟县地区的地形、地质、地文、水利、气候、农业状况，将区内土壤分为三类七种，描述了各类各种土壤的特征以及各土层形成的先后关系，给出了各种土壤的化学分析和洗涤分析结果以及各种土壤适合与不适合生长的作物。报告还附有一张彩色的七万五千分之一三河、平谷、蓟县土壤约测图和土壤剖面图以及4个图版总共8张图片，分别展示了红土与黄土层的接触面、红土与黄土层间的砾石层、调查区的成年期地形、河流侵蚀造成的土坎和冲积地的情形等。

《土壤专报》第二号还刊发了谢家荣所著我国第一篇系统的现代土壤学论文《土壤分类与土壤调查》。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土壤学的内容，包括土壤的定义、土壤的分类、土壤调查和土壤图4个部分。这些土壤学最基本的概念和基本常识，为在中国开展土壤调查和土壤研究提供了指导。文章指出，比较明确的土壤定义于1886年出自俄国人道库恰耶夫（Dokutshajeff），他将土壤定义为“土壤者，乃地壳浮面或近于浮面之层积物质，经天然界之作用，如水、空气、生活死之有机物等变化而成者也”，并指出，道库恰耶夫是土壤研究的先驱者，故其定义颇为明了，但对于土壤的形成与气候的关系，未能发挥尽净。1898年，经俄国人雪比赛夫（L. Sibirceff）和葛林格（K. D. Glinka）进一步的完善，土壤的定义就更加清切真实了。基于对土壤形成的种种因素的讨论，谢家荣给出的土壤定义是:“土壤者，乃地壳浮面或近于浮面之层积物质，经以气候、地形及生物三者为主要影响之土化作用变化而成者也”，这大概是中国学者最早给出的土壤的定义。关于土壤的分类，文章详细介绍了自18世纪以来的6种分类方法，即泰尔分类法、法卢分类法、克诺伯分类法、李希霍芬分类法、雪比赛夫分类法和葛林格分类法。这大概也是国内对世界各种土壤分类法的最系统、最详细的介绍。在土壤调查一节中，文章指出，土壤研究应当“土壤调查与实验室研究并重”，土壤调查不仅能够为研究土壤的成因、分类，或研究土壤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而且对于实用和经济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文章详细列举了土壤调查所需要的11种仪器或工具，并特别指出了钻取土壤样品的钻土杆的构造和使用。文章提到了1924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四次国际土壤会议对土壤调查的要求，并根据各地观察结果所得的土壤剖面分层，以在河北三河的土壤调查为例，详细描述了A、B、C层的特点。文章最后还对土壤调查中应当测制的详细土壤图和比例尺较小的土壤约测图做了说明。

谢家荣不仅是我国第一篇系统的现代土壤学论文的作者，还是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的筹建者之一，土壤研究室事实上的最早的领导者，最早的土壤调查者和最早的土壤调查报告的作者，因此，谢家荣无疑应该被视为中国土壤学和土壤调查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至少也应该是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5 中国石油地质学的先驱与功臣

继1922年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石油地质调查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及《调查甘肃地质矿产纪略》等论文，第一次描述了玉门油田的地质特征，指出了它的开采价值并论述了石油地质与石油勘探的关系之后，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石油地质专著，谢家荣的《石油》。书中列出了我国油田已知的分布地区，指出“延长官井产油已十余年，而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学原理，更作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石油》还从石油的成因机理（物质来源和沉积环境两个方面）的论述，明确地指出，石油可由陆生植物在适当环境之下生成，认为煤与石油“二者关系既密，则异物同源之论，不能谓为绝无根据也”。“三角洲半属海相，半属陆相。其海相之部，即为浅海或濒海沉积，最适于石油之产生。而近陆之部，则植物繁茂，在适当环境之下，亦能造成石油。且地盘稍有升降，海岸线即随之而伸缩，故在此区域之内，海陆二相之地层，往往相间而生，于石油之积聚，最为适宜”。“产油地层，当以浅海或三角洲沉积最为适合”（谢家荣，1929），对陆相生油的可能性进行了阐述。

1936年，谢家荣将苏联地质学家Ю.А.Билибин发表的石油储量计算方法翻译成中文，解决了当时我国尚未解决的石油储量计算问题，并于1937年第一次计算了中国的石油储量，向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论文The petroleum resources of China。

1948年10月谢家荣发表《江南探油论》，其中说:“中国这片广大繁复的土地，大量石油的蕴藏，自是意中之事”，“我的比较乐观的看法是中国必有油，而且不一定限于西北”，“四川陕西的希望固然很大，就是贵州，广东，广西，东北（热河及黑龙江）甚至江南的江浙皖赣湘鄂等省，也未必全无产油的希望”（谢家荣，1948）。第一次明确指出黑龙江省可能有油。

1949年，谢家荣指出:“到现在为止，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日本人在锦州和扎赉诺尔二区对于石油的钻探，虽然没有成功，却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将来还应该继续做，并且要扩大范围，彻底钻探”。“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中生代煤田炭分的特低; 和沥青的产生（如扎赉诺尔），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谢家荣，1949a）。将找油的目标指向北满，即今大庆油田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谢家荣以他丰富的石油地质理论知识和对中国石油地质的深入研究所赋予他独具的战略眼光，解决了一系列中国石油地质的重大问题，指导了1950年代的石油普查:

（1）率先并反反复复地批判“油在西北”之说（谢家荣，1948），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指出“中国以往有‘油在西北’之说”，“以后要纠正这种偏向，要注意西北以外的许多油区，并要同样注意碳酸岩储油层及各种各样的地层圈闭及断层圈闭”（谢家荣，1949b，1956，1957a，1957c，1957d），提出“依据地质理论，并为解决中国石油问题计，我们应该扩大范围，在中国各地普遍探油”（谢家荣，1949b），在1955年全国石油普查刚一开始就指出“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谢家荣，1957e）。

（2）发表《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指出“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推测它的分布是很广泛的”，“内陆相沉积的本身也能生油”，将中国的含油远景区分为三大类20个区（谢家荣，1954）。1950年代石油普查最终确定的战略选区全部都在其所指出的范围内。

（3）谢家荣是陆相生油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从1929年的《石油》到1957年的《石油是怎样生成的》，再到1966年的《大地构造与找矿》，谢家荣对陆相生油理论做了艰苦的探索。他说:“为了解说陆相沉积中的生油质料，陆生植物分异的理论，是最能符合于实际情况的”（谢家荣，1957b）。“在陆相沉积特别是大的湖相沉积中，动植物有机体的含量还是很丰富的，而如果承认如上面所论大陆上高等植物的分异产物也能成油，则陆相沉积中即不患无生成油气的原始质料了”（谢家荣，1957b）。因此，他说“大陆沉积生油的理论在我国是应该予以很大的考虑的”（谢家荣，1957d）。他早就指出，濒海三角洲的环境“海陆二相之地层，往往相间而生，于石油之积聚，最为适宜”（谢家荣，1929），“富于生物之海相（浅海）地层或海陆混合之海湾或三角洲地层，于石油之产生，最为适宜”（谢家荣，1935）。松辽油田与华北油田事实上就产在濒海三角洲的地层中。

（4）提出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思想。在1956年5月提出:“我们不但要在西北广大地区以往曾做过相当工作的如柴达木、准噶尔等地区内进行勘探，还要在尽管了解还不很够但交通较便、开发交易的地区内进行工作，俾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谢家荣，1956）。1957年他更进一步提出“我们不但要在西北广大地区已证实的油田内进行工作，还要在交通较便，开发较易的地区内，加速勘探，俾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谢家荣，1957d）。

（5）制定了中国石油普查勘探的正确的战术方针:“储油层的确定和圈闭类型的研究，在目前石油勘探工作方在开始的中国尤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如果这两个重要问题，在各重要含油盆地中都已研究清楚”，“只要钻探能赶得上地质工作”，“许多巨大新油田的跟踵发现，是在意料之中的”（谢家荣，1956）。

（6）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谢家荣指出:“初步推测从华北平原北段的无隶中经渤海湾到松辽平原的安达为一个大油气区，可能是海相第三纪或白垩纪地层中的产物并与新民北前寒武纪老地层隆起的潜山有密切的关系。因之，不但渤海湾含油，而更为现实的是辽河流域更有极大含油的可能性。它与抚顺煤系代表同时代的异相沉积:陆相的抚顺含煤，辽河流域的海相则含油气” ^⓫。

1954~1957年，谢家荣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兼总工程师的任上，为三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准备了最主要的学术报告:《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石油普查中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对于中国若干油气区的看法》，指导了全国的石油普查; 他和黄汲清一道提出了松辽平原踏勘项目并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随普查委员会石油地质工作检查组赴各工作区检查和指导工作，言传身教，为大庆油田的发现和以大庆油田的发现为开端的中国石油大发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中国铀钍矿地质与勘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6.1 关注铀钍矿产地质情报

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上第一次使用了原子弹，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制造原子弹的铀钍矿产的关注。1946~1948年，谢家荣在其主办的刊物《矿测近讯》上接连组织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介绍有关铀钍矿产的基本知识和国外对铀钍矿产勘查的情况（谢家荣，1946b，1946c; 张宗潢，1946; 矿产测勘处，1948b; 余伯良，1948; 赵宗浦，1949），以期为勘查中国自己的铀钍矿产做准备。

6.2 研制铀钍矿物检测仪器

谢家荣十分重视研制在野外检测铀钍矿物的仪器，具体的研制工作由物理探矿课课长张宗潢进行（矿产测勘处，1946a）。1946年11月，检测仪器盖格-米勒计数器研制成功。11月22日，张宗潢奉谢家荣命，携自制的盖格-米勒计数器由重庆飞南京，测试自南岭和东北采集的铀矿石（矿产测勘处，1946b）。12月1日上午9时，谢家荣主持矿产测勘处在中央大学科学馆礼堂举行的首次通俗科学演讲会，讲题为“用盖末二氏计数仪鉴定放射性矿物之方法”。他首先介绍了张宗潢自制的盖末二氏计数仪，并对我国及世界放射性矿物的产状作了概略说明，然后由张宗潢作讲演，应用自行研制的盖末二氏计数仪以鉴定放射性矿物的原理及方法，并当场表演了铀矿物的放射性能。张宗潢带到南京的这台盖革计数器后来留在南京矿产测勘处，由杨开庆和霍学海用来鉴定他们采自南岭和东北的铀矿标本（矿产测勘处，1946c）。矿产测勘处成功自制的这台盖革计数器比之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带回来的那部“铀矿探测仪”（赵凡，2004）早了三年多。

6.3 实地测勘中国铀钍矿产

6.3.1 黄羌坪铀矿和独居石砂矿的研究与勘查

1943年，南延宗先生在广西钟山黄羌坪发现铀矿物，是铀矿物在国内的首次发现。1946年，谢家荣派出由张兆瑾、霍学海会同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徐克勤等组成的南岭特种矿产队，前往黄羌坪试探铀矿化，除地面地质观察外，还动用了槽探工程揭露矿化地段，并采集了富贺钟地区富含独居石的砂锡矿样品。经过约一个月的试探工作，得出了如下的认识:“矿区附近为花岗岩所构成，有长英岩侵入其间，长英岩复被伟晶花岗岩脉侵入。含铀矿物（存）在于长英岩脉中之剪力带内，其旁云英岩化较显。已发现之剪力裂隙，共达十余条，······面上产有少量铀矿，其中二个并见黄铁矿矿囊各一，惟延展不广。经掘槽试探，矿脉似有愈下愈薄之势。含铀矿物已知者有pitchblende，gummite，torbernite，uranophane，autunite五种，共生矿物则有十余种之多。······各含铀矿物中，pitchblende似属原生，其他水氧化物类则俱为次生。······将来应就整个区域内之剪力带继续施探，或有发现堪采矿床之望” ^⓬。此次所采含独居石的砂锡矿样品经用上述的盖革计数器检查，证明样品具放射性，又经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王超翔、彭琪瑞显微镜研究，证明其为独居石无误^⓭。

1948年春节后，为研究八步的铀钍矿产，谢家荣组织了广西八步队，成员包括南延宗、赵家骧、霍学海、赵宗溥。2月26日谢家荣随队前往八步，对黄羌坪铀矿化和八步地区的砂锡矿和砂锡矿中所含的独居石矿等进行了整一个月的考察（矿产测勘处，1948a）。此次野外考察结束后，谢家荣著有3篇文章:① 《广西钟山县黄羌坪铀矿苗简报》（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第73号），简报详细描述了黄羌坪铀矿苗的特征，讨论了其成因及其意义，指出:“细粒花岗岩脉中含有较寻常花岗岩格外丰富之铀量，但是否其下尚有堪采之铀矿床，则殊难断言”，但“就地质环境及矿床型式论之，黄羌坪铀矿苗与葡萄牙及英国之康华尔铀矿颇为相似。葡萄牙铀矿于地面上仅见次生铀矿物，但至地面以下20余公尺即发现原生铀矿脉，深达百公尺以上。准是以观，则黄羌坪铀矿苗颇有注意之价值。”同时，布置了2个钻孔，待来日实施^⓮; ② 《广西富贺钟区独居石矿简报》（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第74号），简报概述了富贺钟地区独居石的发现史和产状，估算其总储量约为6万t^⓯; ③ 《关于开发广西独居石意见》。根据广西独居石储量，生产成本（20亿/t）和售价（5亿/t），还必须考虑运费。提出了3种办法来解决成本与销价相差甚巨的问题^⓰。

6.3.2 辽宁海城铀钍矿产的调查

日本侵华期间，在辽宁海城发现了铀矿。谢家荣曾于1947年2月初派王作宾和赵宗溥前往辽南地区调查海城的稀有金属矿（矿产测勘处，1947b）。同年4月17日，谢家荣致函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委员长，抄送海城铀矿调查临时简报和草拟的探采海城县属铀矿办法大纲（以探矿为主、采矿为副，一年内希望能产精矿二三百公斤），并令赵宗溥再往山海关环海寺矿区切实调查^⓱。9月13日，矿产测勘处举行迁回南京后的第9次学术研讨会，由赵宗浦讲辽宁海城铀矿（矿产测勘处，1947c）。

1947年12月谢家荣著文《中国之独居石矿》（中英文），文章写道:“辽宁海城之铀矿:据日人勘探估计金属铀质储量为13吨，曾经于十个月之探矿工作期间内获得精独居石矿砂4.4 吨，其成分为含8%UO2，计含金属铀量362公斤。” 根据相关资料，计算出富贺钟江地区砂锡矿尾矿和台湾西北砾石层中的独居石储量分别为214.75 t和859.3~1388.95^⓲t。

1949年11月，谢家荣在《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中也指出，海城铀矿等，是日本人在抗战末期新发现的矿床，须继续进行搜探（谢家荣，1949a）。

6.4 铀矿地质勘查与研究

1948年5月19日谢家荣应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周则岳之邀在工学院作学术报告“如何探寻钍铀等放射性矿产”，“以专门之研究，作系统之分晰，内容充实，讲解详明，听众甚多，颇饶兴趣，理学院亦有多人参加听讲”，并告诉听众“中国已发现铀矿多处”（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编辑部，1948）。

1948年7月，谢家荣在《矿测近讯》上发表《铀矿浅说》，概述了铀矿物，铀矿的检测识别及铀矿的勘探方法，世界铀矿概况，铀的应用和铀矿矿业。是国内详细介绍铀矿知识最早的文献，是对铀矿地质和找矿勘探基本知识的叙述，是“中国铀矿地质学研究的起点”（吴凤鸣，2004）。

6.5 中国铀钍矿的找矿远景区

早在74年前，谢家荣就著文Some promising regions for searching uranium and thorium deposits in China（中国铀钍矿的找矿远景区），指出了在中国寻找铀钍矿产的7个远景区（图3），分别论述了各个远景区的范围、地质特征和可能的铀矿化类型。它们是:① 辽东湾地区和阴山地区前寒武纪地块，已经生产了少量黑稀金矿，铌钇矿，褐钇铌矿和铌钛铀矿; ② 成矿作用复杂的南岭地区: 从东部的赣南，经过湘南、粤北和桂东南，一直延伸到滇南的个旧锡矿区，可望找到康沃尔型的铀产地; ③ 湘西黔东地区，湘西高地东缘或贵州高原东部与湘西高地之间的过渡带值得仔细研究，可能会有铀矿床产出; ④ 滇中康南地区，有非常复杂的矿物组合，可以认为是很有希望的铀矿产地; ⑤ 玄武岩铜矿区:在云南、贵州、西康、四川四省比邻区，还有滇西和滇西北的部分地区，有许多直接或间接由玄武岩喷发形成的铜矿床，其床中有望找到一些铀或钒的产地; ⑥ 沉积建造中的产地:应当注意沉积岩中，特别是四川、西康、云南和新疆中生代盆地沉积中，可能会发现与科罗拉多的钒钾铀矿类似的矿床; ⑦ 海滩砂和海岸沉积，整个福建和广东的海岸都有希望找到独居石。

中国已经发现的许多铀矿都在谢家荣当年提出的远景区内。迄今中国发现的世界级铀矿大营铀矿处在上述第一个远景区内，而第二个远景区即从东部的赣南，经过湘南、粤北和桂东南，一直延伸到滇南的个旧锡矿区的南岭地区——据报道，截至2011年的统计数据，赣、湘、粤、桂四省区的铀矿储量占全国已探明铀工业储量的74%（豆丁网，2011）。

6.6 新中国的铀钍矿探矿计划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谢家荣在随大军进军上海途中停留丹阳时，与华东区有关领导商讨了矿产测勘处的工作。6月，依据在丹阳和上海的讨论，谢家荣编制出了《中国探矿计划》。其中关于铀钍矿的探矿说:“铀、钍等放射性矿物，为发展原子能的重要原料，中国至今虽还没有大规模研究或利用原子能的能力，但这些放射性矿物的存在，却已有事实证明，就地质理论研究，我们并可指出若干搜探这类矿物的区域，所以我们也要随时加以测探”^⓴。按照这个计划，1950年将踏勘黑龙江、绥远、台湾，详测辽东，钻探广西各处的铀钍矿产。此外，在1954年出版的《普查须知》中，谢家荣还提出了寻找铀钍镭必须知道的9个基本常识。

中国的核武器和核工业从无到有，为确保中国的安全和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记得最先发现铀矿物的南延宗，还应怀念谢家荣，因为，发现铀矿物，还远远不是找到铀矿床，而怎样鉴定和识别铀矿物，关于铀矿床的基本地质知识，怎样在中国找铀矿，中国哪些地方可以找到铀矿，这些问题是谢家荣用他的辛勤劳动最先做出回答的，并且最先组织和进行了中国铀矿的初步勘查，拟定了中国铀钍矿床的勘查计划。这些有关中国铀矿的基本知识和基础工作都是谢家荣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做了的。谢家荣是中国铀矿地质研究与勘查的先驱、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历史应该也一定会记住，中国核武器与核工业的成就，有谢家荣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7 北京西山地质研究

北京西山拥有异常丰富的地质现象，是中国地质学家非常关注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培养地质人才和开展地质研究的基地，被称为中国地质学的摇篮。中国许多地质学家都曾经在北京西山留下足迹，谢家荣也对西山地质的研究倾注了许多心血。

7.1 1916年参与西山地质调查

1917年6月从地质研究所毕业后谢家荣即参加到西山地质调查中。叶良辅《北京西山地质志》引言中说:“一九一六年夏，辅等任事于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首令完成五万分之一西山地质图，即今日缩成十万分之一者是也。是年八月，乃用平板测量法，分队测量，一月图成。惟其中一二区域，至一九一八年春季始行补就。调查者十三人:······谢君家荣、马君秉铎测煤窝、大鞍山等处······”（叶良辅，1920）。在其后与陆祖荫、马秉鐸合著的《京西千军台煤窝百花山等处地质报告书》中谢家荣写得更为详细:“民国五年八月二十八号，家荣、祖荫、马秉铎由北京搭京门支路至门头沟。自此西北行至王平村。二十九号，由王平村西奔千军台。三十号至九月一号，测量附近地质。二号由千军台西奔煤窝。七号，由煤窝至金鸡台。八号，由金鸡台至刘家台。十二号，调查局派秉铎来与祖荫易地调查，祖荫遂回王平村。十三号家荣与秉铎乃由金鸡台至百花山。十七号，至黄安。廿二号，至斋堂。廿三号，由斋堂至大鞍山。廿六号，自大鞍山至黑龙关。廿七号，由黑龙关至坨里，乃乘京汉车回京”²¹。

7.2 西山地质的新研究

叶良辅《北京西山地质志》1920年出版后，北京地区的地质研究不断深入，许多著名地质学家先后都到西山工作过，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932 年暑假期间，谢家荣与王竹泉一起率领清华大学地学系、北京大学地质系和燕京大学地质系助教和学生程裕淇、张兆瑾等20多人加上地质调查所的计荣森，组成九队前往北平西山，实测地质。其后谢家荣在1933年8月著文《西山地质的新研究》，对1920年后西山地质的研究有如下的叙述:“从民国九年到今，匆匆过了十二年。······每当春夏假日，或星期余暇，各大学的地系师生，常常结队往西山考察地质; 这种研究虽属东鳞西爪，不成系统，然而归纳起来，也常能得到可惊的结果。同时，地质调查所为调查西山各地的煤田及其他有用矿产起见，还不时地派遣调查队向西山考察; 经过这种随时不断的研究之后，遂发见民国五年的调查和民国九年出版叶氏的专著上，有不少的错误。······

“因为其他工作忙碌的缘故，地质调查所虽抱有重测西山地质的决心，而至今好些年，还没有实现它的计划。去年暑假，一方面为使北平各大学学生有一个练习测制地质图的机会，一方面借此实测西山地质，以便有所改正，遂特邀北京、清华、燕京三大学助教、学生，加上地质调查所的计荣森先生，共组成九队往西山一带，实测地质。每组二人，各测约三百余方里的面积，以陆军测量局出版的二万五千分一的地形图作基础; 测制的时间，定为三星期，由调查所委托王竹泉先生及著者为指导员。经此一番工作之后，遂发见了许多新事实，足以补充以前的不足; ······”（谢家荣，1933a）。

在《西山地质的新研究》中，谢家荣概述了1932年调查所取得的主要成果:西山地区下马岭黑页岩以上的寒武系石灰岩，至少有一部分属于震旦系; 在妙峰山以南的上苇店、大灰厂以西的佛门沟及房山周口店等地大片奥陶系出露的地方找到了标准的寒武纪石灰岩和页岩; 奥陶纪石灰岩和二叠纪砂岩之间的杨家屯煤系中含有中石炭统的石灰岩和石炭二叠纪的夹煤层，前者在周口店一带非常发育，但在军庄等地未见，后者至少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中间为砾岩，下部是真正的夹煤系，上部含煤甚少; 在西山分布甚广的辉绿岩，其侵入的时代在九龙山系之前，香山八大处的地层不属于九龙山系而是位于其下的另外的地层，命名为双泉统; 门头沟煤系与其下地层之间是不整合接触，是燕山运动的第一期; 九龙山系与下面的地层之间不但是假整合，而且是不整合; 髫髻山系绝不含煤，有煤的地方皆是门头沟煤系或杨家屯煤系，髫髻山系的时代尚不能定，其与九龙山系的接触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工作; 白垩纪地层在西山的分布确定无疑（因为在原属髫髻山系的部分地层中找到了早白垩世的标准化石，另一部分地层中找到了属于晚白垩世的动植物化石），并在上、下白垩统中各划分了3层; 西山在中生代时期的地壳运动至少可分为五期，即燕山运动三期和南岭运动两期; 西山构造的主要单位可以分为震旦纪至奥陶纪的大穹层和石炭纪至下白垩纪的大盆层，自北向南有大穹层和大盆层各3个。

1933年3月谢家荣发表了一篇科普或可称为旅游地学的文章《北平周围的自然奇迹》，其中的“平西线”将北京西山的地形、地文、地层、构造、辉绿岩做了非常简短而清晰的描述（谢家荣，1933b）。1933年10月谢家荣发表了Note on the geology of Changsintien-Tuoti area，S.W. of Peiping，论述长辛店-坨里地区的地形、地层、地质构造、各期构造运动的时代和长辛店-坨里地区的地质历史（Hsieh，1933）。他在此文里命名的始新世长辛店砾岩一直沿用至今。

1935年7月谢家荣在《地理学报》上发文《河流之袭夺及其实例》，其中论及北京西山浑河的袭夺现象，指出:浑河“本自西北向东南流，但自龙泉洼以下，则突向南转，经三家店、石景山等处而流入北平平原。此种弯曲颇不自然，一若为袭夺湾之遗迹。又观龙泉洼之东为杨家屯之巨谷，谷面宽广，而河流甚细，向北经大觉寺谷口，流入平地，此种情形，至少可代表为一故河道。或者浑河昔曾流经于此，及后因黄土堆积之故，将故道淤塞。同时三家店、石景山本为一断层谷······因平原方面之河流（即今浑河亦称永定河），基面较低，向上剥蚀之率较速，分水岭日渐侵削，及一朝贯通，浑河之水遂急转直下而成今日之状态矣。在三家店、石景山一带之浑河谷，颇有成峭壁者，足证其发育之新，而颇似为袭夺以后之结果也”。

7.3 谢家荣著《北平西山地质志》

1930年代前半期，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大学地质系合作重测西山地质（谢家荣，1937），以为新编《西山地质志》做准备。1936年7月初，谢家荣与张席禔、高振西为此赴青龙桥、妙峰山、清水尖、斋堂、百花山、大安山等处复勘地质（地质论评编辑部，1936）。

全国地质资料馆里存有谢家荣著《北平西山地质志》书稿，封面上印有铅字活字“未完稿”²²，书稿扉页之后有一个目录（图4）。

现存书稿除目录外，只有“第一章地层系统”，其余内容全无。但仅仅这个第一章就有78页，大约22000字，可以想见，如果全书能按计划完成，那将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很遗憾，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得这本巨著没能完成。这个第一章基本上完整地叙述了目录中所列从震旦纪以前的横岭系到新生代的全部地层（新生代地层只有标题，没有地层描述）。第一章一开头就说:“旧志论西山地层系统谓‘除太古界与元古界之变质岩尚未显露外，其余各时代之岩层，类能见之’。今次重测结果，乃知变质岩层在西山亦有，虽其时代之是否属太古界或元古界尚未大定外，其为震旦纪（照葛氏新定义）以前，则似无多大问题也”。

作者按照目录中所给定的顺序从老到新详细描述了西山地区每一个地质时代的地层，每一地层又都按照岩性、分布、时代及比较的顺序描述。

震旦纪以前:作者将西山所出露之片麻岩命名为“横岭系”，分布于南口附近、横岭以北房头一带及龙白山之西南。论其时代，作者主张“与其谓为太古界，毋宁谓为五台纪之为得，而在未得充分证据之前，暂归入震旦纪以前，而不加以固定之层位”。

震旦纪:作者说“旧志分本纪地层为二，下为矽质石灰岩，厚约一千公尺，上为下马岭层，厚约七百公尺。又云‘考宣化南口一带，矽质灰岩之下有石英岩，本区域内尚未之见’。此次调查，在南口镇之西横岭龙白山一带，凡片麻岩之上，俱有石英岩，因之旧志之分类，理应加以补充”。对于高振西等1934年所著《中国北部震旦纪地层》中高峪庄石灰岩与迷雾山石灰岩，作者认为二者岩性一致，无分为二层之必要; 而高振西等将景儿峪石灰岩划入震旦纪，作者说，据孙云铸教授最近之研究，在所谓景儿峪石灰岩中发现了三叶虫，足证其仍属寒武纪。因此，将震旦纪分为汉高系、南口系和下马岭系，其上部界线与旧志一致。

寒武纪:旧志称寒武纪地层的分布仅“北自猫儿崖，西南迄青白口一带，其分布并不甚广。最近调查，凡穹形构造之台地区域，于奥陶纪灰岩之下，莫不有本纪地层”。旧志分寒武纪地层为五:下页岩层，中灰岩层，上页岩层，浅灰或深灰色鲕状石灰岩和竹叶状石灰岩。作者则分寒武纪地层为三:馒头页岩，张夏灰岩和糙米店石灰岩，认为西山寒武系之岩性与化石均可与山东寒武系的标准层序相比拟。

奥陶纪:分为上、下两部，下部为含燧石的块状石灰岩，属下奥陶纪，上部为暗蓝色厚层状石灰岩，属中奥陶纪，可与马家沟石灰岩相比。

石炭纪及石炭二叠纪:在周口店附近，中石炭纪的本溪煤系不整合在奥陶纪灰岩之上，厚仅30 m左右，在其他各地，假整合于奥陶纪之上的是下二叠纪（据葛利普意见）或上石炭纪的杨家屯煤系，因尚无定论，统称之为石炭二叠纪。依据化石将杨家屯煤系分为三部，下部可与太原系相比，中部可与山西系相比，上部则与石盒子系相当。

二叠纪及二叠三叠纪:“此部包括红庙岭系及双泉系，前者属二叠纪，后者则大部亦属二叠纪，但上部或有属三叠纪之可能。红庙岭系与杨家屯煤系之分解，颇不明了，且与岩性有逐渐变迁之迹”，因此作者以颜色为标准，凡红色砂岩皆归入红庙岭系。双泉系之上与下侏罗纪之门头沟煤系成假整合接触，其间往往有辉绿岩产出。

三叠纪—侏罗纪:作者将三叠纪—侏罗纪地层分作三个部分叙述，即辉绿岩、门头沟系和九龙山系。双泉系是否有一部分属于三叠系尚无定论。许多地方（大概在谷积山穹形层之北）在双泉系之上有辉绿岩。辉绿岩之上为侏罗纪的门头沟煤系。

辉绿岩常常产出在门头沟煤系与双泉系之间。在斋堂之北的王家山、灵药寺、端村一带出露的火成岩，作者认为也有可能是辉绿岩。关于辉绿岩的成因，作者说“西山辉绿岩一部之属侵入，证据确实，毫无疑义（其侵入之时代上限究属何层，现尚未定）。但据此即谓全部之辉绿岩皆属侵入，而无一属火山岩流，亦不免论断过早。今观自门头沟向西，辉绿岩具一定之层位、厚度而延展达数十公里，又加全体多杏仁状之细孔构造，以及如杨杰君所见之火山弹及角砾岩构造，其火山岩流之征象，亦颇能充分表现，故编者之意以为侵入与喷出二者兼而有之。但二者之关系若何，并何处何属等问题，则诸待将来之解决也。”

旧志将北岭向斜层的侏罗系分为三部:下部为淡绿色页岩和砂岩，夹一薄层无烟煤，中部为黑灰色页岩、砂岩及坚变砾岩，上部为坚质砂岩与砾岩。而今观之，下部应属双泉系。作者采王竹泉、计荣森在门头沟所测，将门头沟系分为三部，自下而上:下窑坡统黑页岩、灰色砂岩及煤层的互层; 上窑坡统页岩夹砂岩; 龙门统共厚160 m，底部为厚约10 m的灰色砾岩。作者依据在门头沟、三家店北之响峪和斋堂所得之大量植物化石认为，门头沟煤系的时代可与山西大同、绥远大青山、山东潍县坊子等煤系想比较，同属于下侏罗纪里阿斯期。旧志曾论及门头沟煤系之前的不整合，作者根据高振西、丁道衡等人及作者自己的观察认定该不整合的存在，认为“至少有一假整合，甚或不整合存在也”，“如果确有不整合，则其造山运动之时期，应相当于燕山运动第一期”。

九龙山系在西山各处分布甚广，由紫绿色页岩、砂岩与砾岩交互成层，以其中不含煤为特征而有别于门头沟煤系。旧志以其与上面的髫髻山系之接触为不整合，作者则“据最近研究，不特其间并无不整合，且岩性有逐段变迁之迹; 盖本系中（特别在上部）颇多凝灰岩或凝灰砂岩之夹层，故与髫髻山系分界之处亦难以划定也”。作者还认为，本系颇似为一种古代扇形冲积层，故各处岩性变化甚大，尤以颜色为甚。作者以其底砾岩和程裕淇、张兆瑾、赵金科、周宗浚等人的观察认为，九龙山系底部有一不整合。对于九龙山系的时代因尚未找到化石而未能确定，但因其不整合于下侏罗纪门头沟煤系之上，整合在髫髻山系之下，而后者又不能新于下白垩纪，故其时代应大致属于中上侏罗纪，其层位可以与山东的三台层相比拟。

侏罗纪—白垩纪:凡九龙山系以上、新生代地层之下的地层，其时代当自上侏罗纪或白垩纪最下部起至上白垩纪，自下而上分为髫髻山系、东岭台系、辛庄系和坨里系。

髫髻山系由砾岩、页岩、块集岩、凝灰岩及喷出岩（大部为安山岩）组成。旧志谓最下部夹有扁豆状之无烟煤，但作者据最近调查指出，本系绝不含煤，有煤之部乃是门头沟系或杨家屯系之误。旧志列有髫髻山北坡傅家台之刘公沟上段及妙峰山南北的剖面，岩性描述颇详，谓全系厚度1500 m左右，作者依据陈恺、高振西新测之清水涧、髫髻山南北坡剖面，将其分为上、下两部，总厚约 1600 m，认为“从岩性上观，髫髻山系可与中国东北及东南之火山岩系（安山岩）相比较”。

东岭台系在西山出露仅有四处:沿河城以南东岭台、沿河城西北安家滩之南、上苇店西北炭厂及大沟等处、妙峰山之北瓦窑、照甲台等处，不整合于髫髻山系或震旦系石灰岩之上，为一套较髫髻山系酸性的块集岩、粗面岩、流纹岩、凝灰岩，底部见黑色页岩。延庆、怀来、昌平出露之大片流纹岩亦属此系。

辛庄系为紫色页岩、砂页岩及砾岩，属下白垩纪，其岩性与张家口之南天门层极为相似，或可比拟。

坨里系出露在坨里大灰厂一带在西山内部尚未见到。自下而上可分为坨里砾岩、卢尚坟页砂岩和夏庄层，以其所含化石定为上白垩纪。

书稿以上所述为第一章的大概内容，它记录了1920年后西山地区地层工作的进展。

7.4 北平西山地质构造概说

1937年发表的An outline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Western Hills of Peiping，是谢家荣对1930年代西山地质考察取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Hsieh，1937）。本文除对西山地区地层系统的简单陈述外，重点论述西山的地质构造。谢家荣将北京西山地区的构造运动划分为5期:① 五台纪与震旦纪间:后五台前震旦纪的造山运动在西山地区到处清晰可见，是本区的第一次造山运动; ② 奥陶纪与石炭纪间，西山地区后奥陶纪陆地普遍抬升遭受剥蚀，在奥陶纪与中石炭世之间完全缺失志留—泥盆纪的沉积; ③ 石炭纪与二叠纪间，这期造山运动接近华力西或海西期造山运动; ④ 燕山运动; ⑤ 新生代运动，以长辛店砾石层之倾折最为显着。

燕山运动是翁文灏命名的、东亚地区最大最著名的造山运动，翁文灏和丁文江将之分为3幕，谢家荣将西山地区的燕山运动划分为5幕。第一幕——双泉系与门头沟煤系间之假整合:双全系的分布范围和厚度变化极大，在西山东部和南部最为发育，厚达200 m，向西逐渐变薄，二叠纪和侏罗纪的煤系几乎直接接触，仅被辉绿岩床分开，即门头沟煤系与二叠纪煤系之间有不整合; 第二幕——九龙山系与门头沟煤系间显著的角度不整合:证据有门头沟煤系厚度变化极大，九龙山系与下侏罗系和二叠系真正与奥陶纪的石灰岩接触，九龙山系底部有很厚的底砾岩; 第三幕——主要由流纹岩东岭台系与髫髻山系间有显著的不整合，在东岭台等地看得最清楚; 第四幕——坨里系与其他较古地层之不整合，坨里系组仅见于长辛店-坨里地区，是一种山麓沉积，在西山地区比较高的地方完全缺失，但见不到坨里系与流纹岩直接接触。坨里系与华南的红色岩系可以大致比拟，应同属上白垩纪或第三纪; 第五幕——坨里系与始新统长辛店砾石层间之不整合，在西山地区坨里砾岩和砂岩倾折褶皱，并不整合在轻微倾折的始新世长辛店砾岩之上。

文章将北京西山地区划分为9个区或9个构造单位并分别加以描述:① 怀来盆地之南山; ② 南口-镇边城高原; ③ 青白口半穹隆构造; ④ 妙峰山-百花山复向斜; ⑤ 下苇店半穹隆构造; ⑥ 九龙山-隆恩寺山复向斜; ⑦ 南部石灰岩高原区，此区内又可详分为:（a）荞麦山穹形构造，（b）王家台盆地，（c）五峰山破穹体，（d）殻积山穹形构造; ⑧ 北岭复向斜; ⑨长辛店-坨里之山坡地。

文章指出，就大体构造观之，北京西山可分为二个不同的构造单位:① 震旦奥陶体，以震旦至奥陶纪之地层为主，岩质坚强，常裂而不褶，在中生代之地质变动期中，每有上升之趋势，颇可与维理士氏之所谓“正性体”（Positive element）相比拟; ② 石炭中生代体，以中石炭世至中生代的地层为主，为界于上述震旦奥陶体间之盆地沉积带，在地质变动史中，有逐渐下降之势，以致造成厚达4000 m之沉积，因之可与维理士氏之所谓“负性体”（Negative element）相比拟。地层坚弱相间，最易褶皱，其甚者造成许多复杂之逆掩断层。在此盆地沉积中，陆相沉积岩与喷出岩俱属重要，且有相间产出之势，如杨家屯煤系与红庙岭砂岩之后，有双全系之火山块集岩凝灰岩及辉绿岩之侵入或喷出，此为第一组。门头沟煤系与九龙山系之后，则有髫髻山安山岩与东岭台流纹岩，此为第二组。一若继续不断之沉积，足以冲动岩浆，使之活跃，而同时造山运动又每杂出其间，此三种地质现象关系之密切，从此亦概可知矣。论及西山花岗岩，谢家荣认为大致在东岭台期流纹岩之后、坨里系沉积之前，侵入于震旦奥陶体之背斜轴部。

《谢家荣著北平西山地质构造概说》，给西山山系下了一个定义，称“所谓西山山系者，著者以为系界于南口山系与太行山系北段间之一地槽区域，其中有石炭二叠纪及中生代煤系与火山岩系之沉积者也，向西经过百花山小五台山等大片火山岩及侵入花岗岩之后，为壶流河区域之冲积盆地; 再向西于蔚县广陵阳原境内白草窑，黄洼子，露骨等处，复有侏罗纪煤系，不整合地覆于寒武奥陶纪石灰岩之上，露骨之东北，复有上侏罗纪至白垩纪之火山岩”（谢家荣，1937）。

以上是谢家荣对北京西山地质研究的贡献。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研究程度的提高，当年使用的一些术语可能变化了，当年得出的个别结论可能不再正确，但毫无疑问，包括谢家荣在内的前辈们对西山地质研究的贡献是与世长存的。

8 谢家荣与中国大地构造学

谢家荣在对长子谢学锦的言传身教中，特别嘱咐他“Be not lost in delail”（不要迷失在细节中）（张立生，2016）。他自己更是始终遵循着这一信条，在其50年的地质生涯中，始终放眼整个中国的大地构造格局，把各种矿床的形成、分布与找矿置于中国大地构造格架及其演化的格局中来思考问题，因而对中国大地构造有着比其他矿床学家深入得多的研究。在探讨某个地区的矿床时也都将其置于其所处大地构造背景来考虑。他1936年发表的《中国之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1956年的《中国铜矿的分类、分布及今后普查勘探的方向》、1957年的《中国油气区和可能油气区的划分与评价》、1958年的《中国矿产分布规律的初步研究及今后找矿方向的若干意见》等，莫不是把矿床的分布及找矿与大地构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讨论的。

除早年对北京西山的研究外，谢家荣还在1957~1958年间研究过祁连山及其邻区的大地构造问题，将其自北至南划分为北山加里东地槽带、北山地轴带、华牛山凹陷带、河西走廊山前凹陷带、北祁连山加里东地槽带、祁连地轴带、南祁连山加里东地槽带、柴达木盆地带和同仁共和三叠纪准地槽带（谢家荣等，1958）²⁴。在1958年的《中国矿产分布规律的初步研究及今后找矿方向的若干意见》中谢家荣将中国大地构造划分为6个大的单元及若干次级构造单元（谢家荣，1958）²⁵:

Ⅰ 东北陆台区:大兴安岭褶皱带、松嫩凹陷带、北满东部褶皱带。

Ⅱ 蒙满褶皱区:蒙满褶皱带。

Ⅲ 华北陆台:满蒙地盾、燕山准地槽、北京西山准地槽、山东断垒、华北凹陷带、山西河北地台、鄂尔多斯地台、秦岭及淮阳地盾。

Ⅳ 华南陆台:扬子凹陷、江南古陆、浙赣凹陷、赣湘桂准地槽、华夏地盾、黔滇桂地台、川湘凹陷、四川地台、滇东凹陷、康滇地盾、滇西地台。

Ⅴ 秦岭及西北褶皱区:秦岭褶皱带、祁连山褶皱带、天山褶皱带、龙门山褶皱带、准噶尔地块、塔里木地块、柴达木盆地。

Ⅵ 西藏及横断山脉褶皱带:昆仑山褶皱带、唐古拉褶皱带、喜马拉雅褶皱带、横断山脉褶皱带。

晚年的谢家荣，对中国大地构造有着更深入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几篇专门论述中国大地构造的重要文章:《中国大地构造问题》（谢家荣，1961）、On the geotectonic framework of China（Hsieh，1962）、Major geotectonic features of S.E. China（Hsieh，1963）。

1961年谢家荣在《地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大地构造论文《中国大地构造问题》，该文的英文版1962年以On the geotectonic framework of China为题发表于英文版《中国科学》（Scientia Sinica），其主要内容1966年收入《中国矿床学》第一篇总论第六章中。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地台的概念。他认为，“中国地台的范围是西自塔里木，北达内蒙地轴，东自山东、辽宁，东北包括松辽平原，南至江南古陆及梧州，包括川、湘、黔、滇、桂的一部分”，并认为“在南岭及浙、闽、粤沿海一带，无论从地层或绝对年龄测定的资料，都没有古老地台展布的征象; 华夏古陆大概不会存在。因此，张文佑、黄汲清、陈国达等认为中国东南部为一地台的说法似乎是根据不足的。西藏及喜马拉雅山经受过连续的海侵及造山运动，应该是一个活动的地槽褶皱带。因此葛利普所称的‘西藏古陆’可能也有问题”（谢家荣，1961）。

中国地台的核心“根据少数的绝对年龄资料，我们可初步划分出迄今所知最老的三个核心带，这就是内蒙地轴、山西繁峙代县及山东的桃科。每个核心的分布范围究有多大，还有待更多的研究来决定。秦岭地轴及淮阳地盾是否也可代表中国的古老核心，亦尚未定”（谢家荣，2011b）。

“在中国地台上可分出地盾和台坪，还可分出许多凹陷和隆起、穹隆和盆地。我国地盾颇为零碎，主要者可分为七条，即内蒙-阿拉善带、山海关辽东带、山西带、山东带、秦岭带、江南带、康滇带等。其他为较厚的沉积盖层所覆盖者俱可称为台坪，如塔里木台坪、柴达木台坪、华北台坪、华南台坪等。华北台坪又包含着许多隆起和凹陷，最典型的如贺兰山、六盘山隆起、陕北鄂尔多斯盆地、吕梁五台隆起、太行隆起、华北平原、山东隆起等等。华南台坪包括四川盆地、云梦盆地、衡阳盆地、鄱阳盆地等。在地台上还可分出一些沉积较厚、活动性较为显著的过渡带，如燕辽凹陷带、扬子下游凹陷带、浙赣凹陷带、湘西川东凹陷带、湘南粤北凹陷带等，常具有准地槽的性质”（谢家荣，1961）。

谢家荣还认为，中国地台在寒武纪以后开始解体。在中国地台的东南边缘江南古陆以南，形成了东北—西南向的赣湘粤加里东地槽褶皱带，而在分裂了的中国地台中部则形成了近乎东西向的祁连山-秦岭加里东地槽褶皱带。从晚古生代开始，沿着中国古老地台的边缘，在固化了的加里东地槽褶皱带的基础上，广泛发育了海西地槽。在地台的北缘，在西伯利亚地台和中国地台之间发育了广泛的地槽带，其中最重要和最显著的是天山、阿尔泰山、内蒙及东北的海西地槽带; 在中国古地台的南缘，则在昆仑山北部、松潘-甘孜地区以及南秦岭地区发育了海西地槽; 在中国地台的东南缘及南缘，特别是在赣湘粤加里东地槽带的前缘，所有晚古生代的地层都应该是地台型而属于地槽区中的山间凹陷沉积。在中生代时期，沿着中国地台的东南缘和南缘发育了燕山地槽褶皱带，桂西、滇中及滇西乃至西藏也都发育了中生代的地槽带。新生代时期则在地台的西南缘发育了喜马拉雅地槽褶皱带。

Major geotectonic features of southeast China主要论述中国东南部的变质杂岩和花岗岩问题，指出，从江南古陆往东南方向，这些变质杂岩和花岗岩的时代越来越新:江南古陆的花岗岩是前寒武纪或加里东期的（有待详细的区域研究决定），赣南和粤北的花岗岩则是加里东期的，在粤中、闽北和浙南呈北东向广泛分布的片岩、片麻岩、石英岩和花岗岩过去认为是前寒武纪的，但它应该是加里东造山作用发育的优地槽或者是燕山期地槽的花岗岩化核心地带，闽北的变质杂岩是加里东期的，从云浮到广州大致呈东西向的变质杂岩带和花岗岩是海西期的，闽粤沿海的变质杂岩带和花岗岩则是燕山期优地槽褶皱带的产物（Hsieh，1963c）。

黄汲清先生对谢家荣1960年代初期的上述两篇大地构造论文有过如下的评论:“令人惊异的是谢先生的中国地台概念和我们的‘古中国地台’基本上相同，对它的‘解体’及以后的发展情况的说法也大致相似。但是，我们在撰写‘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时，没有查阅他这篇重要论文，这是不能饶恕的，应当进行自我批评”（黄汲清，1989）。“谢家荣的两篇大地构造论文，在当时来说，确实提出了很多新认识和新观点，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讨”（黄汲清，1989）。

谢家荣非常重视中国大地构造研究，并且总是将其与矿床学的研究和找矿相联系。大约在1962年，谢家荣写下了一篇《读书心得录》，其中谈到了他对当时已经有的几种中国大地构造图的看法，谈到了他与黄汲清及张文佑的分歧，指出他们没有考虑矿床的变质程度（如煤）及矿床的成因类型与大地构造的关系以及必须统一名词术语的问题。这段文字是:“近来我国已编著了好几种大地构造图，我所看到的只是张文佑及黄汲清二先生所编的图。他们的图都是依据苏联的方法编著的。除某些细节外，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冲突。有人说黄汲清先生的图主要依据沉积观点，但我国对此研究还很不够，自然谈不上有什么观点。我的总的看法是分得太详细，设色太多，对大的轮廓反（而）模糊不清了。我的主要不同观点是张黄二氏俱以中国东部为地台（黄氏称为准地台），西部为地槽，我则以为中国中部是古地台，随着它的边缘，发展了地槽，扩张了大陆。张黄二氏都没有考虑矿床的变质程度（如煤）及矿床的成因类型作为区分大地构造标志的可能性，更不够联系到邻国的大地构造。如果能联系到苏联的远东及印度支那一带的大地构造则我国的东部及东南部就应该主要是燕山时期的地槽褶皱区了，而矿床分布的情况，也是如此。（最近麦茄京所编著的世界成矿图即根据矿床特点把中国东南部划为地槽带）。由于无法解说在此区中的岩浆活动及褶皱复杂的情况，黄汲清先生就提出了准地台，陈国达先生提出了活化地台这些比较牵强的名词。把南岭区与四川同作为准地台看待，即在小比例尺地质图上一看就可发现其不合理了。黄氏图上有许多物探资料，绘上了等深线，标示了大断裂，这是非常好的，但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研究还很不够，对成矿规律的控制（如石油）阐明得还不够深。李部长提倡的地质力学研究是完全可以与苏联式（美国大致相仿）的大地构造融合起来的，但为大多数地质学家所接受的地槽地台的基本概念，必须在图上划分出来，再加上主要构造线的方向及不同构造模式的分布，就可获得更全面的大地构造认识了。名词的纠缠是目前造成大地构造研究上混乱的另一原因，应熟读并彻底了解最近国外文献，从正名定义着手”²⁶²⁷。

谢家荣所处的时代是大地构造学中槽台说盛行的时代。他对那个时代的大地构造学说是非常熟悉的，并且用它来解说中国的大地构造，用它来指导他对中国矿床学的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找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板块构造学说取代了槽台说，但谢家荣的中国大地构造学成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成就，它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9 矿床学大师

谢家荣是中国矿相学的创始人。自1929年3月19日起，谢家荣在柏林开始中国铜矿的矿相学研究²⁸。所研究的标本是由地质调查所专门寄到德国的，由丁文江1914年采自四川会理天宝山、鹿厂和云南东川以及他和刘季辰1923年采自鄂东南大冶和阳新的铜矿石。研究成果于1929年12月以Geological and microscopical study of some copper deposits of China（中国几种铜矿之地质及显微镜的研究）为题，刊于《中国地质学会志》。文章，展示了铜矿石的矿物成分、结构、共生组合，所附12个图版30张精美的矿石显微结构图片被国际矿床学大师H.史奈德洪收入其著作Lehrbuch der Erzmikroskopie（矿相学教程）中²⁹。其后也被国际著名的矿相学大师兰姆多尔收入其著作 Lehrbuch der Mineralogie（矿物学教程，其英文版更名为Ore Minerals and Their Intergrowths金属矿物及其共生）中。

1931年，谢家荣在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几年来显微镜研究不透明矿物之进步》，全面、详尽地介绍了矿相学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些工作是我国早期矿相学的开端。1931年秋，谢家荣赴皖南考察铁矿，著文The iron deposits of southern Anhui，刊《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0卷。1933年7~9月再赴皖南和江西考察铁矿。1935年，谢家荣等著《扬子江下游铁矿志》以《地质专报甲种第13号》的形式出版。“这本专著不仅从地方的角度将因为有扬子江铁矿的详细资料而很有意义，同时也是对与火成岩有成因关系的矿床的研究的贡献”（翁文灏:《扬子江下游铁矿志》序）。它在翁文灏1920年《中国矿产区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铁矿新的分类，将中国铁矿划分为5类17式。“多年来一直是长江中下游找矿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郭文魁，2004）。

1936年4月，谢家荣发表On the Late Mesozoic-Early Tertiary orogenesis and vulcanism，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metallic deposits in China。在晚中生代—早第三纪时期内划分了与侵入岩浆矿床有关的4个成矿期:中或晚侏罗世成矿期、早白垩世成矿期、中白垩世的两个成矿期，以及与喷出岩浆矿床有关的两个成矿期:早白垩世成矿期和早第三纪成矿期。将这个时期的成矿作用形成的矿床划分为11个成矿区:川西滇北成矿区、贵州高原成矿区、湘西成矿区、湘中成矿区、南岭成矿区、东南沿海成矿区、山东地垒成矿区、陕西—贵州高原边区成矿区、冀热边区成矿区、辽东成矿区和长江流域成矿区（Hsieh，1936）。同年6月，谢家荣发表《中国之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论述中国各期地壳运动发育的范围和强度，各期岩浆活动的发育与分布，中国水成矿床和火成矿床的时空分布，阐述了中国16个矿产区域（川西滇北区、玄武岩铜矿区、贵州高原区、湘西区、高原边缘区、湘中区、南岭区、东南沿海区、山东台地区、冀热山地区、辽东山地区、扬子江区、秦岭区、山西高原区、陕北盆地区和四川盆地区）的成矿作用特征（谢家荣，1936），将中国成矿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34年9~10月，谢家荣与程裕淇一道考察了湖南中部的铅锌矿地质，后与程裕淇合著《湖南中部铅锌矿地质》（The Lead-Zinc Deposits of Central Hunan）刊《地质汇报》第29号。1937~1943年谢家荣又先后考察了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和滇东北铅锌银矿。在上述工作基础上，1950年谢家荣向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论文Note on the lead，zinc，and silver deposits in China（Shieh，1950）。1940年代，谢家荣研究了中国锡矿，1943年发表Tin placer deposits in Fuhochungkiang area，northeastern Kuangsi and southern Hunan，and with a not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in belts in China，将富贺钟江地区的砂锡矿分为近代冲积型、古代冲积型、古冲积扇型、喀斯特盆地型和洞穴裂隙型5个类型，论述了中国5个锡矿带的分布; 指出与翁文灏、孟宪民等认为的东西向分布相反，南岭地区的主要锡矿带都成南北向（Hsieh，1943）。1944年谢家荣在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Note on the ore deposits in the Yunnan-Kueichou-Sikang are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distribution and geological age，将滇黔康地区按地质情况划分为三个带:前寒武纪变质带、古生代—中生代褶皱中的断裂带和晚古生代—中生代的平缓褶皱带，并指出每个带都有一套特殊的矿床，另外加上南岭带西延的钨锡矿带，将整个地区分为四个矿带，综合依据各方面的资料，得出结论说，“晚中生代和早第三纪是中国大多数金属矿床的形成时期。”

1940年代谢家荣潜心研究中国的铝土矿，发现中国铝土矿除福建的三水型铝土矿外为老化的、重新沉积的红土式铝土矿，矿石大多为一水硬铝石，不适合拜耳法冶炼，矿床的形成与古地理有密切关系。1947年在台湾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年会上，谢家荣发表题为Palaeogeography as a guide to mineral exploration（古地理为探矿工作之指南）的理事长演说（Hsieh，1948），以淮南新煤田的发现及中国煤田类型与古地理的关系、铝土矿分布的受古地理控制、磷块岩之形成条件以及沉积型铁铜矿床与古地理的关系等，全面阐述了古地理研究在矿产勘查中的指南作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对我国沉积矿产普查找矿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1950年代被“地质部地质矿产司非金属矿产处部署磷矿普查时引作箴规依据和导引”，“影响及于大片国土和若干地质队众多同志的野外生涯与实践，并终有所获”（段承敬，2004）。“这在我国矿产预测研究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质史绩”（程裕淇，2004）。孙枢先生1957年访问苏联时，苏联著名沉积学家Л.Б.Рухин还特别提到谢家荣的这篇文章，文章的图件也被Л. Б. Рухин收入他1958年出版的Принципы Общей Палеогеографии（普通古地理学原理）中（孙枢，2009）。

朱夏先生评价谢家荣“他从不轻视直观的实证，但更注重思辩的理性，他精于微观的审视，但从不忽略宏观的整体; 他不断地从分立的静态分析追索着系统的动态研究; 他善于见微知著，不放过任何新的思想萌芽，而又坚定执着地凝视着未来，思考着久远;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又一直战斗在地质科学思潮的最前沿”（朱夏，1989）。谢家荣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地质图书馆里，时时关注着地质科学的动态，追踪着地质科学的前沿，思考着未来矿床学的发展。

随着矿产勘探与开采工作的推进，矿床实际资料的增多，谢家荣的成矿概念得到不断的充实与拓展。1960年代初，谢家荣与孟宪民一道倡导矿床同生说，引入矿源层的概念。1963年3月谢家荣发表A study of the tin deposits in China，阐述中国锡矿的地理分布，按照大地构造将其分为产在地槽中的和产在地台上的，将中国锡矿划分为气成热液脉型、接触交代型、中低温锡石-硫化物型和锡石-绿泥石-石英脉型等4个类型。根据中国锡矿床的地质特征和地理分布，给出了中国锡矿床的找矿方向。特别阐述了花岗岩化与锡的富集（Hsieh，1963a）。同年8月谢家荣发表Problems pertaining to geology and ore deposits of a copper in Shansi Province，阐述中条山地区变质花岗闪长岩和基性侵入体以及中条山铜矿的成因，指出中条山铜矿的多旋回和多成因性质值得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指出中条山地区存在的花岗岩化现象（Hsieh，1963b）。同年12月，谢家荣更提出“让花岗岩及花岗岩化的研究为区测与找矿工作服务”（谢家荣，1963a）。

1964年谢家荣著文《有关研究中国钨锡矿床的几个问题》，讨论了中国钨锡矿床的地理分布，论述了世界钨锡矿床的成因类型，指出其以接触交代矿床和高温热液矿床为最主要的类型，矿脉的逆向分带在钨矿脉中十分普遍，黑钨矿中Fe、Mn、Nb、Ta、Sc等元素的变化规律对矿脉的垂直分布研究有重要意义。提出了我国寻找钨锡矿床的3个方向和8个方面的找矿方法。又特别指出钨锡矿都与花岗岩有关，因而其来源都与花岗岩奖有关，但花岗岩化学说的出现使花岗岩本身的来源已经成为问题，必须用花岗岩化的观点研究各种花岗岩体的成因，因而钨锡矿很多可能都来自围岩（谢家荣，2011a）。

在引入花岗岩化概念并运用于中国矿床的同时，1964年3~4月谢家荣在应邀为北京大学地质系举办的《矿床学专题》讲座上发表了《现代成矿理论的各种学说》和《中国层状、似层状铁锰矿及有色金属硫化物矿床的成因问题》等，紧接着1964年5月孟宪民（译）、谢家荣（校）的《矿床同生说译文选集》出版，这些新鲜事物的出现，令中国矿床学界耳目一新，打破了岩浆成矿说在矿床学上主宰了七八十年的局面，使中国矿床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65年，谢家荣在黄山花岗岩会议上所作《花岗岩化与成矿》的报告中指出，花岗岩化的学说是“真正的沉积观点的学说，也是同生观点的学说”³⁰。黄山花岗岩会议之后，谢家荣在湖北地质学会发表“同生成矿理论在我国的运用”的演讲，将同生矿床分为岩浆同生矿床即岩浆分异的矿床、原生沉积成因的同生矿床和火山成因即喷气沉积成因的同生矿床三大类，例举了我国同生矿床的若干实例并讨论了如何寻找和研究同生矿床³¹。

这一切开启了中国矿床学研究的新时代。

1963年，他发表了《地质历史中成矿作用的新生性、再生性和承继性》，对成矿演化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精辟见解，强调地壳运动、岩浆活动和成矿作用三者紧密相联，随着地史的发展，地幔物质上升转变为地壳，地壳由薄到厚，而地壳厚薄与矿质来源、矿床类型密切相关，在地球发展历史中，成矿演化过程是具有转折点的，“相信这种转折点表现在从较薄地壳的以新生矿床为主的特点，逐渐转化为在地壳中迁运沉积、变质同化、改造再造的再生矿床为主的特点，也就是从地壳地幔间的反应，逐渐转化为地幔顶部与地壳间及在地壳内部的反应。”指出“成矿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归根结蒂是研究地壳及地球内部的问题，从矿床学的观点讲，研究地壳及地幔的上部，似最具有实用的意义，因为这是矿质的主要源泉”（谢家荣，1963b）。谢家荣同年发表的《论矿床的分类》，回顾和评述了前人的矿床分类方案后，吸收当时矿床学研究的新成果，独树一帜，以矿质来源、成矿作用和成矿场所为矿床分类的三个基本要素，特别将矿质来源作为首要因素，提出了一个新的矿床成因分类方案，并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成矿理论最基本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研究地壳及地球内部的问题”，“必须对地壳以下的地球内部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我国来说，现在已经是为使地质工作迈进一大步而必须注意这种研究的时候了”（谢家荣，1963c）。“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地质大师的科学洞察力和科学预测能力，也展现了他的矿床学研究思维方法:实用观、整体观和历史观”（翟裕生，2009）。

1963年，谢家荣开始写作其代表作《中国矿床学》³²，到1966年写完第一篇和第三篇部分章节。它将谢家荣1960年代的学术思想通通收入其第一篇总论中，是当时中国矿床学界的前沿。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没有能够最后完成。

10 中国经济地质学的先驱与泰斗

谢家荣是中国最有成就、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矿床学大师。但是，他不仅是一位矿床学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地质学家。运用地质理论服务于找矿事业，反对为理论而理论，反对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研究，是谢家荣一贯的思想。谢家荣一生中亲自与指导研究的矿产涉及燃料、黑色、有色、贵重与稀土金属以及主要非金属和地下水等资源，涉及的金属矿种有铝、铁、锰、铜、铅锌、锡、钨、金、银、稀有金属稀土，非金属如石油、煤、盐、水泥材料、耐火黏土、陶瓷、石墨、斑脱岩（膨润土）、蛭石和地热等; 在矿床成因上，有沉积、接触变质、岩浆分异堆积、岩浆热液、热水、区域变质、风化淋滤、残坡积与冲积等。他对所有这些矿床都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现场工作的经验与体会——使他练就了一双慧眼——使他成为了中国发现矿床最多的地质学家。

淮南八公山新煤田发现之后几个月，就又在安徽发现了凤台磷矿。磷矿形色变化万端，最难认识，常被误认为煤、火山岩、石灰岩以及其他种种不同的岩石。矿产测勘处的韩金桂、申庆荣在野外发现了这种黑色坚硬的磷矿石，但疑心它是玄武岩。标本寄回南京，谢家荣用放大镜检视，认为它很可能是磷矿，经用钼酸铵试验产生黄色沉淀，再磨薄片置显微镜下研究而获得证实，从而发现了凤台磷矿; 并且就此指出，凤台磷矿的发现，证明昆阳式磷矿可东延达数千千米; 就古地理研究，凡是下寒武纪的濒海区域，尤其是两边为古陆夹峙的港湾区域，昆阳式磷矿的发现，最为有望（谢家荣，1947b）。

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南的石炭二叠纪铝土矿都是一水型铝土矿，当年尚不能用作炼铝的原料。谢家荣知道真正能够炼铝的三水型铝土矿，应该往新地层中去寻找，并且应该在纬度较低，在现代或近代属于热带性气候的区域中去寻找。他从福建省土壤地质调查所宋达泉、俞震豫调查闽南土壤时发现的福建漳浦土壤中铝土矿结核的灼失量达27%以上判断，此种铝土矿应为三水型铝土矿，并且推测，凡是闽粤沿海玄武岩发育的区域，都有产生这类铝土矿的可能。于是派殷维翰，沙光文二君前赴闽南漳浦一带考察取样，证实福建漳浦的铝土矿的确就是三水型铝土矿。1947年9月谢家荣亲自到佛昙、赤湖及东吴山等地考察，了解铝土矿的产状和大致储量，并获得了圆满的结果（谢家荣，1947a）。漳浦三水型铝土矿正式宣告发现。

一年后，1948年9月，谢家荣和李庆远、南延宗等应资源委员会钢铁组邀请，同到南京栖霞山勘查锰矿时，在矿区东段御花园之上的锰矿废石堆中发现了一小块黄绿色的六方柱状晶体，后经化验室分析，知道是一种含铅的矿物，再经研究后确定为磷氯铅矿。接着派员调查，又发现碳酸铅矿。第三次调查时，更发现露头数处及若干原生方铅矿、厚逾1 m的重晶石脉和堆露地面之估计大约有2000 t的次生铅矿，由此推定，其下定有原生铅矿床（矿产测勘处，1948c）。南京解放后不到一个月，矿产测勘处即对栖霞山铅矿进行详测和槽探。1949年6月谢家荣再赴栖霞山铅矿考察（矿产测勘处，1949b）。1950年6月开始钻探（矿产测勘处，1950b）。经过几十年的勘探，栖霞山铅锌锰银多金属矿床截至2018年10月获得已探明和经批准开采的铅锌地质储量达1600万t，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铅锌有色金属矿山（淘豆网，2018）。

1950年9月谢家荣著文《大家注意铁帽》，指出:“中国地质学家谁都懂得铁帽的意义，但显然的很少人加以注意和研究，因此就在南京近郊栖霞山所出露的大片铁帽和锰帽，以及其中所含的许多金属氧化矿物，竟为从前的工作者们所忽略了，而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锰矿和黄铁锌铅矿，也就被遗漏了。最近本处在该山所作的详测和钻探工作，发现了深达一二○公尺的氧化带，认识了铁帽和锰帽的意义，这对于将来在华东区进而在全国的探矿工作上，将有重大的指助”（谢家荣，1950c）。

1951年谢家荣“在南京看到甘肃白银厂的标本时，立即指出可能属于西班牙的里奥廷托（Rio Tinto）型矿床，结果证明它就是里奥廷托型的黄铁矿型铜矿”。“在宋叔和普查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白银厂是有价值的铜矿基地，他起草了意见书，初估了储量，报国家计委，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重点项目，勘探结果，与他初估的储量大体吻合，充分说明了他的胆识”（郭文魁等，1992）。谢家荣（1953）³³还于1953年5月23日至6月18日到白银厂铜矿区考察了26天（5月26日在641队作报告，讲解黄铁矿型铜矿的特征），“踏遍所有矿化点与布钻点，并详细调查老窿及勘探坑道”（耿瑞伦，2004），指导矿区的勘探。截至1956年底，白银厂矿区探明铜金属储量90万t，硫铁矿864万t，伴生硫1048万t金10.7 t，银989 t，同时在小铁山探明铅36万t，锌57万t，铜12万t（放歌渔者，2011）。

1958年，谢家荣著文《中国矿产分布规律初步研究及今后找矿方向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应对浙江武康（铜官）、长兴及江西九江（城门山）、瑞昌（铜岭）的几个所谓铁矿点进行研究，它们可能是铜矿，黄铁矿或其他硫化物的铁帽”³⁴。为城门山铜矿的发现指明了方向。截至2018年，城门山铜矿铁帽储量铜165.3万t，硫3768万t，钼2.7万t，金67.74 t，银2769 t，锌151.59万t，伴生镓4156 t，镉8543 t，锗5572 t（范小雄等，2003）。

20世纪50~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谢家荣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指导着全国包括煤和石油在内的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的找矿勘探工作，为祖国的繁荣与富强贡献了他的才智与汗水。他在经济地质学方面的建树，奠定了他在我国经济地质学界无可争辩的地位。他是中国经济地质学当之无愧的鼻祖和泰斗。

11 杰出的地质教育家

谢家荣对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也倾注了许多心血，先后任教和任职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这些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和我国地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杰出的地质教育家。

北京大学地质系是谢家荣任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他先后教授过经济地质学、中国矿产专论、构造地质学、高等岩石学、矿床学、普通地质学、地文学等课程。1930年代前半期，谢家荣“在中国地质矿产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已跻身于先进行列，斐声中外。日本留学生特别申请听他的矿床学课程”（郭文魁，2004）。

谢家荣还是新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1949年5月，他向曾山、孙冶方（后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等党政军领导建议开办一所地质探矿专科学校，以“保证工业建设原料的供给”，得到积极支持和鼓励（矿产测勘处，1950a; 谢家荣，1950b）。经过四个多月的筹备，“华东工业部地质探矿专修学校”（1950年夏曾改称“政务院矿产测勘处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于1950年3月17日开学，谢家荣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从建议、奠基、建校到教学计划，谢家荣都亲自安排，还编写《普通地质学》教材，并亲自主讲普通地质学和矿床学。他聘请了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教授担任教学任务，诸如南京大学地质系李学清、徐克勤、张祖还等;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俞建章、张文佑、业治铮等; 前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李春昱、程裕淇、高振西等; 矿产勘测处的汤克诚、郭文魁、殷维翰等以及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傅承义和顾功叙，并还特邀早年曾在前中央大学地质系任教多年的汤克诚出任教务主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若大的中国总共才只有299名地质人员，“人才荒”十分严重。因此，谢家荣提出，“我们地质工作者目前负有双重责任，不但要尽自己全力为探寻祖国富源而工作，而且还要把自己的本领教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做这种工作”（谢家荣，1950a）。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学校的学制原定一年，后延长为两年。谢家荣在开学典礼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时说:“我们的学校是一年毕业的专修学校，也许有些人会轻视它，觉得一年之内学不到什么，这个学校没什么道理。我的看法恰巧相反，我们学校的课程都是很精简而实用的，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并采用形象教学方法，随时随地用实物指示，同时又注重野地实习，目的是使同学们学会专门的实际的本领，能为国家所用。我们不希望训练出什么高深理论都懂一点，但什么实际工作都做不来的人。而且学校毕业后我们还准备使诸位在参加实际工作中继续学习，这样经过一年学校训练，一年到两年野外训练，我不相信我们的学生在做实际工作时，会比不上一个大学毕业生，也许经验还可更多一点”（谢家荣，1950b）。这所学校只办了一届，为新中国培养了包括刘广润、袁道先、闽豫、张文昭等在内的110位地质工作者，其人数相当于当时全国地质人员的三分之一还多。他们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探矿、石油地质、地球物理探矿的专门人才，在不同的领域和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谢家荣一生从事地质教育多年，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中国很多老一辈的著名地质学家，像黄汲清、李春昱、程裕淇、王鸿祯、杨遵仪、张文佑、王嘉荫、卢衍豪、叶连俊、董申保、郭文魁、赵家镶、袁见齐、朱熙人等，都是他的学生或学修过他的课程。南延宗先生（1947）赞誉谢家荣“桃李植盈千”，实在是非常恰当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省区地质部门有将近一半是由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担任地质勘探工作重任的; 他培养的众多专家先后分别被任命为地质部系统黑龙江（王承祺）、吉林（董南庭）、辽宁（沙光文、马子骥）、河北（申庆荣）、山东（曹国权）、山西（王植）、江苏（周泰昕、刘汉）、浙江（朱安庆）、湖北（杨庆如）、贵州（燕树檀）、青海（王万统）、陕西（张有正）、宁夏（胡信姬）等省区地质局的总工程师或主要技术负责人; 石油、冶金、煤炭与核工业等系统的骨干地质力量有许多也都是他的学生。他们都曾经是中国地质界的栋梁，为民族的振兴、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了自己一生。

谢家荣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是他为中国地质事业所作贡献的一部分，也必将像他为中国地质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一样永留青史。

12 结语

谢家荣为着国家的富强，选择地质科学作为终身的事业，从事地质工作50年，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祖国大陆和台湾、海南，著作等身，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他的一切。谢家荣不但是一位杰出的全方位地质学家，为开拓与发展中国的地质科学与地质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非常热心中国地质学会的工作与活动。一百年前，正是谢家荣联络袁复礼共同向翁文灏提出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动议（杨光荣等，1993），并受委托起草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 学会成立后，谢家荣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的首任秘书长，两任理事长，并在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理事，还与葛利普等人设计了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徽，倡议创办了《地质论评》，为中国地质的学术交流与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祖国和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他所创造的业绩将在中国地质学史上永放光辉。

谨将此文献给谢家荣先生，献给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地质事业，献给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00周年。

注释

1 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科学研究远景规划纲要.1956.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RW0172002-0658.

2 C.Y. Hsieh.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Microstucture of Chinese Coal.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RW0172002-0099.

3 1931年5月12日C.A.Seyler致谢家荣的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XJ-002-071.

4 1931年7月16日C.A.Seyler致谢家荣的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XJ-002-076.

5 1932年1月8日Jerome Fisher致谢家荣的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XJ-002-104.

6 1932年2月25日H.G.Turner致谢家荣的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XJ-002-112.

7 1932年4月13日 Dr.R.Potonié致谢家荣的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XJ-002-116.

8 1930年3月10日谢家荣致潘德顿（Robet L. Pendleton）的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档号XJ-002-052.

9 中国地质调查所.1931. 中国地质调查所概况（本所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刊）.

10 计荣森.农矿部直辖地质调查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讲学会记事（第二册）. 存中国地质图书馆.

11 谢家荣.1962. 关于若干研究项目的建议.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XJ-006-053.

12 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三十五年度年报.1946.存中国地质图书馆.

13 谢家荣.1948. 广西富贺钟区独居石矿简报. 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2628.

14 谢家荣.1948.广西钟山县黄羌坪铀矿苗简报. 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2618.

15 谢家荣.1948.广西富贺钟区独居石矿简报. 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2628.

16 谢家荣.1948.关于开发广西独居石意见.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4710.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47.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36.

18 谢家荣.1947. 中国之独居石矿.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4972.

19 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1RW0172002-0066.

20 谢家荣.1949. 中国探矿计划. 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1322.

21 谢家荣，卢祖荫，马秉铎.1916.京西千军台、煤窝、百花山等处地质报告书. 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9437.

22 谢家荣.北平西山地质志. 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9418.

23 存全国地质资料馆，档号9418

24 谢家荣，孙忠和.1958. 祁连山及其邻近地区构造成矿带的初步研究. 中国地质学会会讯，1958年第12期.

25 谢家荣.1958.中国矿产分布规律初步研究及今后找矿方向的若干意见.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SG-005-040.

26 谢家荣.1962.读书心得录.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SG-006-045.

27 1984年在廊坊整理谢家荣遗存的资料时，曾经见到过谢家荣在《中国地壳运动命名的几点规定（草案）》上的批语（1965年2月）和在《对于已有地壳运动名称取舍的意见》上的批语（1965年2月），并将其归档（档号NoC-11，序号78和79），还有一份《对已经出版的中国大地构造图的若干看法》（档号NoC-11，序号50）它们无疑反映了谢家荣对中国大地构造的某些思想，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竟然被不知是谁从档案袋中抽走而不知其踪了.——作者

28 谢家荣日记（未刊）.1929.

29 谢家荣1931年10月23日致H. Schneiderhöhn的信.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XJ-002-090.

30 谢家荣.1965.花岗岩化与成矿.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SG-006-056.

31 在汉口演讲后，谢家荣回到北京将《同生成矿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后打印成文并做了修改，被编入《中国矿床学》第一篇总论的第十一章.但这份打印成文的《同生成矿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却在1990年代被人遗失.2011年《谢家荣文集》第六卷出版，《中国矿床学》收入其中，其第十一章按照张立生当年的摘录付印.见《谢家荣文集》第六卷，665~669页.

32 《中国矿床学》原计划写三篇:第一篇总论; 第二篇各论，依照矿种编写，每一矿种依次讨论经济情况、地球化学、矿床类型及在我国的分布以及重要矿区概述等节; 第三篇各省找矿指南，依照省份编写，每一省依次讨论地质背景、大地构造分区、各种矿床及其分布、成矿区（成矿带）及找矿方向等节. 令人极为遗憾的是，概述只完成了第一篇（2011年收入《谢家荣文集》第六卷），且第三篇已经写成的四川省找矿指南、湖北省找矿指南还被人在1990年代遗失了.

33 谢家荣日记（未刊）.1953.

34 谢家荣.1958.中国矿产分布规律初步研究及今后找矿方向的若干意见.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 档号SG-005-040.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