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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裕淇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地质学家,是我国现代地质和地质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变质岩学科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在地质专业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与贡献。程先生也是地质科技管理方面的专家,在科技管理涉及科技体制、科技规划、学科设置、矿产资源立法、国际交流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贡献。

  • 程裕淇先生是我国第一位以变质岩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38年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在西康丹巴地区划分出变质带,这是国内首次对变质带进行划分,并于1945年正式发表。1962年和沈其韩等一起编著了《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一书,提出了区域变质岩和混合岩分类命名原则和方案,详细阐述了变质岩区地质的野外工作方法,该书在当时对变质岩分布区开展的区域地质调查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程裕淇等在总结我国不同时期变质作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同时期变质作用的多阶段变质(Polystage metamorphism)的观点。到晚年,程裕淇先生仍致力于变质岩的深熔作用研究,把野外的详细观察与室内岩相学、地球化学、实验岩石学紧密结合,揭示了深熔作用过程以及深熔作用对变质岩和花岗岩成因的影响和作用。可以无愧地说,程裕淇先生是我国变质岩石学研究的奠基人。

  • 1933年程裕淇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随谢家荣先生对长江中下游的铁铜矿进行了调查。1939年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就发现了昆阳磷矿,20世纪40年代先后对西康地区的砂金、铁矿,湖南的脉岩型金矿进行了调查。1944~1945年程裕淇考察了北美大量的各类矿山,提出了矿山地质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初,他领导了鞍山地区铁矿的地质勘查工作和大冶铁矿的地质勘探工作。程裕淇根据多年从事地质找矿工作的实践与陈毓川等共同提出了矿床成矿系列的理论,三次撰文系统阐述了成矿系列的内涵、划分原则和标准、不同类型成矿系列的划分等,对推动我国区域成矿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程裕淇先生是矿床成矿系列理论的创立者。

  • 20世纪50年代初,程裕淇先生就开始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1959年首次编制了我国1∶300万前寒武纪地质图以及前寒武纪矿产分布图,根据编制变质地质图收集的资料和研究团队获得的研究成果。1961年程裕淇和王曰伦一起对我国的前寒武纪地质进行了首次总结,出版了《中国的前寒武系》一书。之后又在《中国的下、中前寒武系》、The Geology of China、《中国区域地质概论》等专著中对我国的前寒武纪进行了多次总结。程裕淇先生还积极倡导和推动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在前寒武纪地质研究中的应用,1957年访问前苏联期间积极促成引进用于年代学测试的质谱仪,1958年在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建立了同位素年代学实验室,是国内最早的同位素年代学实验室之一。1964年与李璞一起对当时我国获得的同位素年代学数据进行了总结。可以说,程裕淇先生是我国前寒武纪地质和同位素年代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 程裕淇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深厚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地质科技管理者。20世纪50年代,程裕淇参加了全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1962年参加了《1963—1972年十年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制。1979年担任地质部副部长后积极推进地矿系统的改革开放,促进国际合作交流。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期间,带头提议人大尽快制定《矿产资源法》,经过多次修改最后获得人大通过,为我国矿产资源的法制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还多次向有关领导提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设立矿产勘查基金、组建一支中央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开展海洋地质调查等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不少已得到落实。

  • 程裕淇先生编写、合作编写和发表的科学论文、专著、报告、报刊文章等约400余篇(部),在学术上有广泛的影响。他曾获得1946年度中国地质学会赵亚曾纪念奖、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李四光地质科学特别奖以及部门奖等多种奖励。他一直关心和重视地质人才的培养,亲自培养硕士、博士和指导博士后研究者多名,他们大都已成为科技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晚年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的奖励基金。

  • 程裕淇先生把一生献给了我国的地质事业,在地质调查、地质科研和地质管理中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科技管理兼盈”是对其一生最好的概括。

  • 195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地质部,就在时任地质矿产司副司长的程裕淇先生领导下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尔后,在地质科学院和地质矿产部又共事多年。在与程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我终身难忘。20世纪90年代,由于投资减少,传统的基础地质调查、矿产普查和勘探工作不断被削弱,地质工作陷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地质队伍的生存已经存在危机,基础地质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当时,我作为曾经担任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的地质工作者,面对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于是去找程裕淇先生商量地质工作面对困难如何发展。经过多次商讨交流,基本理出了思路,就和程裕淇先生一起撰写了“关于加强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1994)和“加强基础性地质工作深化体制改革的思考”(1995)。在对策建议中提出了组建国家地质调查局、开展海洋地质调查、开展城市地区和经济开发区1∶5万区域地质调查等政策建议。特别强调“在机构改革调整过程中,基础地质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央和地方都要保留一支从事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研究队伍。这些建议都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并逐步得到落实。1998年前后,当听说广州海洋地质局要随新星石油公司一起并入中石化公司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以你和我的名义,给部党组和邹家华副总理去信,要求把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留下来”。经邹副总理批示,把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留在了国土资源部。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程裕淇先生为保留一支中央直属的野战军队伍,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这次经历使我深深感受到程裕淇先生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坦荡胸怀和广阔的视野。

  • 程裕淇先生曾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第33届理事长,1948~1950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志》(1952年更名为《地质学报》)主编,1979~2001年担任《地质学报》主编。今年10月7日是程裕淇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年也是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00周年暨《地质学报》创刊100周年。《地质学报》组织了这期专辑,表达对程先生的怀念和中国地质学会百年华诞的纪念,也显示了年轻一代学者的成果。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成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希望大家能继承和发扬程裕淇先生等老一代地质学家的精神,把我国的地质事业推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