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佑（1879-1958）（图1），字佐臣，广东东莞人，矿冶工程学家。 1895 年，他考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前身），学习矿冶。 1901 年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读采矿学专业，之后为了扩大视野，学到更多的地质学知识，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矿学院，学习采矿学和地质学（图2）。 1904 年取得文科硕士学位（M. A.） ^❶，研究方向为地质学、采矿学和冶金学（张亚威，2023）。从中国近现代地质学史上看，他是中国出国学习地质学的早期留学生之一，也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地质学、采矿学硕士学位的中国人（ 李扬，1992）。 1904 年秋，他被哥伦比亚大学接纳为理学博士候选人，继续深造学习，主修地质学，师从国际地层学、古生物学一代宗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教授，专攻地层学、古生物学（李扬，1992）。此经历，为他后续在中国地质学会（简称“地质学会”）所开展的工作埋下伏笔。 1905 年结业，没有完成博士学业。此后，他前往欧洲，进一步开展研究。

1908 年王宠佑回国后，致力于采矿冶金事业，学以致用，为中国的矿业新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任大冶铁矿经理，汉口炼锑厂顾问、工程师，同时积极参加学术组织活动，尤其为中国地质学会早期活动和工作开展打下基础。他参与中国地质学会创立并成为创立会员，相继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二、六至八届评议会评议员，第三届评议会副会长、第四届评议会会长。之后他任职于资源委员会委员、汉口商品检验局（伊岚，2008），并因抗战期间奔走，无暇顾及到地质学会工作及活动，没再担任地质学会评议会（1931 年后改称理事会）职务，但仍关心关注着地质学会的发展。另外，他还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委员会委员，赵亚曾先生纪念基金及研究补助金管理委员会委员，1941 年担任中国地质学会 20 周年纪念会筹备委员职务。王宠佑自加入中国地质学会并担任学会相应职务期间，所做的贡献大致分为 4 个方面。

1 参与创立中国地质学会

从 1912 年至 1921 年十年间，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期发展阶段，并在国人自主开展地质调查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成功的尝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1913 年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成立后，尤其是 1916 年中国地质调查工作正式拉开序幕，中国地质学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亟需一个沟通联系和交流的纽带和平台，为地质调查工作和地质工作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争取社会各界对地质工作的支持。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朱庭祜在美国留学时，曾专门写信给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提出成立类似地质学会学术组织的建议（朱庭祜，2012）。 1921 年 12 月，赴野外做考古科学发掘工作归来的袁复礼和谢家荣，提议成立一个适应地质学发展的学术团体。这一动议得到了丁文江、翁文灏的赞同（夏湘蓉等，1982）。 1922 年初，王宠佑在北京见到了时隔 17 年未曾相见的恩师葛利普（WANG Chungyu，1931），鉴于恩师的介绍和其报效国家地质矿业的初心，笔者认为这次相遇，为他参加创立中国地质学会并支持开展相应工作起到很好地推动作用。

王宠佑列在“文科硕士候选人”（ Candidate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一栏下（张亚威，2023）

此图表引自《中国地质学会志》1924 年第 1 期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年会会议记录财务报告（T. I. Loo，1924），表中 850 元由王宠佑和农商部捐款合计，王宠佑捐 700 元，农商部 150 元

1922 年 1 月 27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兵马司 9 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建的图书馆召开筹备会。会议由丁文江主持，王宠佑等 26 人出席，会议出席人员一致赞同成立中国地质学会，对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草案）逐条进行了讨论，并组成筹备委员会（Ting，1922）。 2 月 3 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召开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章程》，该章程开宗明义提出了“本学会以促成地质学及其关系科学进步为宗旨”; 选出了学会职员，王宠佑和葛利普同被选为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宣布中国地质学会正式成立。会议还决定出版刊物《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itio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该刊物为方便国际交流，多用英德法三国文字发表。 1936 年初，学会又决定发行《地质论评》，弥补没有中文的地质刊物。

2 缓解学会经费困难

学会成立初期，经费捉襟见肘，会员缴纳的会费是主要收入来源，活动经费不足问题成为学会发展的重要瓶颈。王宠佑通过缴纳永久会员费、捐款等方式力所能及地增加学会经费。

成为永久会员。学会经费收入途径来自会费、特别补助费或捐款，根据《中国地质学会章程》（1922 年版）第十四条规定，“本会会员每年纳会费五元、会友二元。凡一次缴足会费五十元者，为永久会员”，据 1922 年中国地质学会会员录 71 人名单标记显示，王宠佑、章鸿钊、翁文灏、袁复礼 4 人为永久会员，王宠佑等会员缴纳或多缴纳会费的方式成为永久会员以此增加学会经费收入。

捐赠款项。 1923 年，为进一步解决经费问题，王宠佑个人向学会捐款 700 元（图3），学会的收入有了显著增加，根据当年收入费用 1486 元，王宠佑捐款占比年度收入经费近一半。 1923 年，地质学会的主要收支显示，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刊物印刷经费上的支出 656.62 元（T. I. Loo，1924），捐赠的费用及时解决了刊物印刷问题，刊物销售后，相应地增加了学会的收入。

此图表引自《中国地质学会志》1925 年第 1 期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年会会议记录（Loo，1925）

筹集购书基金。 20 世纪 20 年代初，随着地质事业的快速发展，地质工作者急需大量的地质图书资料做参考，虽有地质调查所图书馆这一重要机构服务，但由于没有政府充分的财政支持，没有多余可靠的资金购买新出版物。因此，1924 年任地质学会副会长的王宠佑建议为学会筹集购书基金，这一动议当即由地质学会评议会采纳，决定启动一项专项基金，用于购买地质和矿产类出版物，并以地质学会的名义存放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委托前三届的会长和副会长，即丁文江、王宠佑、李四光、章鸿钊、翁文灏 5 人负责基金筹集并管理。规定该购书基金具有永久性，只能动用基金存款利息用于购书，此举相应地丰富和充实了建立不久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馆舍的馆藏。当年筹得此项基金 3900 元（如图4），收到的捐款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王宠佑（佐臣）率先个人捐款 500 元，他的好友实业家李国钦捐款 500 元，李国钦是与王宠佑合著 《钨》著作的作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热心关注和极力支持。这一动议也得到了开滦矿务总局的大力支持，该局是捐款最多也是唯一的一家企业。但是，这些资金还远远不够，需要后期个人和机构组织继续捐赠，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永久基金。在学会不断的努力下，到 1939 年 6 月，购书基金累计到 13042.93 元（黄汲清，1940）。

3 设立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个奖章

1925 年地质学会第三届年会期间，新任会长王宠佑为表彰其师葛利普教授所做贡献，捐款 600 元为基金，按期定制金质“葛氏奖章”（图5）。

1926 年 3 月 3 日中国地质学会评议会开会，决定设立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会议通过“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规则”（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1926），规定授予对象为对中国地质学或古生物学有重要研究或对地质学整体有重大贡献者，每两年授予一次。并组成葛氏奖章委员会进行管理，该委员会由最初四年的会长及副会长组成，他们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王宠佑、李四光、葛利普。按照组织人选 “包括本会以往每年的会长”规则，到 1948 年理事会职员选举结果显示，王宠佑仍为葛氏奖章委员会委员之一。葛氏奖章发起于 1925 年，由于奖章在上海定制中和制定奖章规则原因，授奖典礼于 1926 年 5 月 3 日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副会长李四光主持会议，第一次葛氏奖章授予葛利普。王宠佑因事在汉口未能出席，电请翁文灏代表授予葛利普并致辞。他介绍了葛利普在地质科学上，特别是对中国地层、古生物学的贡献。除因全面抗战及黄金一度统制停止授予外，葛氏奖章共授予九次，其中 1927-1937 年间由于制作奖章有一定的困难等因素，每两次一起授予，如表1。

根据《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规则》第六条规定，奖章获得者不区分国籍。受奖者中有德裔美国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三位外国学者。葛利普除了是王宠佑的老师外，最重要的是他为中国地质学做出的突出贡献。笔者认为，王宠佑提议设置以“葛利普”为名字的奖章，除了感念恩师突出贡献的表面因素外，最重要的是树立一个导向作用，奖励为中国地质学做出贡献的人，这也是奖章规则第二条的应有之义。步达生是周口店考古工作的负责人之一，给北京人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发表过多种有关北京人和中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的论著。德日进在中国参与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研究，在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上，扮演了重要地位。对中国地质学或古生物学方面有重大贡献的外国地质学家予以授奖，先进开放包容的奖项授予理念进一步吸引并鼓励国外地质学家在中国作出贡献。

葛氏奖章作为中国地质学会最早的奖励，其设置为后来地质学会奖项设立提供了参考。在 1929 年 2 月 14 日地质学会第六届年会通过的《中国地质学会简章》 第十六条规定 “本会得设奖章或奖金，以奖励地质学者之有贡献者。”

4 在地质学会宣讲或学会刊物发表的论文及学术贡献

王宠佑工作勤奋，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实际经验丰富，在欧美等国家的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锑》使他在国际上称为“锑王”。在国内任职期间，通过学会平台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在 1923 年举办的第一届年会上，王宠佑宣读了题为 “The Constitution of Coal”（译为“煤的构成”）论文，经讨论后，在《中国地质学会志》发表（Wang Chungyu，1923），该文章主要论述分析了世界各国研究机构对煤的研究成果，阐明煤的结构，认为中国应加强对煤的结构研究，并首次建议由中国地质学会牵头建立一个中国煤炭科学研究的中央机构。在 1924 年举办的第二届年会上，王宠佑宣读了题为“ The Relation of Tectonics to Ore Deposits”（译为“构造与矿床的关系”）的论文，经讨论后，在《中国地质学会志》 发表（ Wang Chungyu，1924）。这是他在其“中国矿产资源”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试图提出基本的构造概念，从而得出在什么地方发现矿床。该文是我国地质学家早期关于矿床学方面研究的论文之一。在 1926 年举办的第四届年会上，王宠佑提交了会长演说论文 “ The Relation of Oceanic Deeps and Geosynclines to Ore Deposits”（译为“海洋深渊和地槽对于矿床的关系”），因忙于汉口公务未能到场，由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1890~1977）代为宣读，后发表在 《 中国地质学会志》 上（Wang Chungyu，1926），该文是我国学者早期关于泛论成矿规律的论文。上述三篇论文研究成果都具有奠基性、开拓性历史意义。

1931 年 12 月，为庆祝葛利普教授 60 寿辰，《中国地质学会志》 第 10 卷（葛利普先生纪念册）出版，王宠佑发表了 “ Dr. Amadeus W. Grabau，a reminiscence”，回顾了与导师葛利普在学习期间的情形，他清晰地记得在 1904 年秋天第一次上葛利普教授的课程时就被要求画一组化石和得出结论，葛利普讲课生动、条理清晰，态度认真、热情，授课的灵活方式方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使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葛利普来到了中国，直至 1922 年初师徒俩人在北京相遇。在地质学领域，葛利普成为众多中国青年的导师和激励者，对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让他产生深深的敬意，因此给予了恩师崇高评价（Wang Chungyu，1931），这段回忆为进一步研究地学人物葛利普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地质学会随之西迁，旅居昆明的会员在昆明成立昆明分会（计荣森，1942），为促进学术成果交流和新发现，分会不定期地举行论文会，在 1940 年度，昆明分会共举行论文会 5 次。其中王宠佑在第十次论文会上演讲题目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value of tungsten and tin ores of China（即:中国钨锡矿之国际经济价值）的学术报告（但笔者等尚未找到此篇文献的具体内容）。

5 结语

王宠佑晚年赴美后，一直关注着祖国矿冶事业的发展并继续在矿冶领域奋斗，据黄汲清先生对王宠佑的回忆“抗战胜利后，他去纽约，在李国钦的华昌公司任顾问，1949 年 2、3 月间，我曾在他的办公室相会。我的印象是:王老先生有学者风度，是研究矿床学（也叫经济地质学）的专家，对地质学有很好的根底; 少有买卖人习气，不摆架子。”根据黄汲清先生的描述（李扬，1992），清晰地勾勒出王宠佑的形象。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批矿冶专家、现代炼锑技术的开拓者，中国地质学会的创立人之一，王宠佑在致力于采矿冶金事业的同时，竭力推动地质学会成立，热心会务工作，为学会的早期稳定发展起到了根基性作用。中国地质学会由蹒跚前行到稳步发展，取得的百年辉煌得到了犹如王宠佑先生的大批个人和机构支持。学会为中国地质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推进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地质学走上国际舞台搭建了桥梁。王宠佑所做的贡献注定在中国地质学会以及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广大学会会员应铭记前人的贡献并传承其精神和地质优良传统，在未来的新征程中继续书写地质学会的新篇章。

致谢: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刘国、陈俊岚副研究员，江苏省地质学会詹庚申秘书长，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孙承晟教授在收集和查阅资料过程中提供的大力帮助。

❶ 哥伦比亚大学矿学院在当时授予研究生的学位分别是文科硕士（Master of Arts）和博士（PhD），这两个学位涵盖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文科、理科和工科专业。到 1916 年，哥大才开始授予理科硕士（ Master of Science）学位。

❶ 见尹赞勋在《科学大众》（1948 年第四卷第六期）发表的《中国地质学会》介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