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救国”思潮和“西学东渐”潮流下，地质学由欧美诸国开始传入中国并产生本土化发展。地质调查可以为国家提供矿产资源储量和分布的重要资料，为工矿企业开采生产提供切实的建议，为防灾减灾、守护人民生命安全提供科学的参考，为国家重大经济建设、军事部署和能源安全战略保障提供坚实的支撑。“窃思国力之强弱，产业之盛衰，视地质调查事业之进步如何。欲开国家之富源，巩富强之基础，则何可一日缓哉？”（演群，1910）近代地质学的发展成熟和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两广地质调查所在内的早期地质调查机构的诞生。现有研究从地质发展史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两广所的建置过程，但战争时局、经费拨发、人才引进与地质调查的互动关系考述有限（章鸿钊，1940；黄汲清，1946；王竹泉，1948；杨超群，2002；李培红，2018；李淑媛，2019）。本文拟从两广地质调查所设立与机构隶属、经费拨发与地质调查、人才招徕与学科建制等方面，考察民国时期两广地质调查所的艰难发展与丰硕成果，探究近代中国地质学传播发展的时代进程。

1 两广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及机构隶属

“地质调查于矿业、农林、工程、水利、军事及地方学术文化，关系甚巨”（两广地质调查所，1932¹）。我国地质调查事业肇始于民初实业部地质科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设立，其后数十年间，区域性地质调查所在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数省次第创设，考察报告及地质图表陆续印行，国内地质事业渐兴。两广地域辽阔、山脉雄伟、矿产丰富，不次于黄河及长江流域各省，但尚无地质调查机构设立，亦无地质报告和地质图表刊印公布，“以频年在军事时期，并无此项机关之设置，以致办矿者失指导之助，学术界亦缺研究材料”（佚名，1927b）。适逢北伐形势大好，两广局势相对安定，且已至训政时期，政府积极提倡各项建设事业，欲使粤桂民众对各地地质概况、矿产厚薄，详细了解，以图富国利民之目的，地质调查工作遂成为当务之急。

1927年6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委员朱家骅首次提倡创办两广地质调查所，经广州政治分会决议，于7月10日设立筹备处，由朱家骅及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叶良辅、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师谢家荣共同筹备。1927年9月6号，两广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所址设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五十一号，朱家骅任所长，隶属于广州政治分会，掌两广地质矿产调查事宜，开创了国人在两广地区进行地质调查的先河（佚名，1927b），这也是继中央地质调查所和湖南地质调查所之后，国内创设的第三家大型地质调查研究机构。

两广地质调查所组织架构完整、职能分工清晰、领导体系健全，“设所长一人、秘书一人，技正六人，技士、技助各十人，事务员二人，绘图员三人，雇员若干人”（佚名，1928）。所长总揽全所事务，技正、技士、技助、绘图员等分管调查研究、报告编辑及地图绘制等事宜。“技正、技士及技助皆为技术人员，任务最为繁重，故特明定资格，选择从严。一般为中外大学及其他相当专门学校地质专科毕业且有地质调查及采矿经验者担任。”（两广地质调查所，1928^1~2）所内设地质、矿产、陈列、编辑发行、事务五股，各设股长一人，“均系遴选国内外大学毕业之地质专家担任技正及股长”（佚名，1927b）。附设矿物岩石研究室、矿产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地质图书馆等，其中地质图书馆由事务股兼理（中国博物馆协会，1936）。两广所成立之初便制定详尽的办事细则和严密的调查规则，凡办公考勤、文件审批、购置物品及发放薪水等均有明文规定。调查工作分矿产调查、地质图幅和特种研究三种，一般在秋冬二季开展，即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间，其余时间在室内进行矿物岩石、矿产及古生物化验分析研究（佚名，1928a）。“每届调查事毕之后，应即于次届室内工作之时将所采得材料详加整理、绘具图说，编为最后报告”（两广地质调查所，1928），地质研究体系逐渐规范化、科学化。此外，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后，不仅负责地质矿产调查和工程技术问题，还肩负“辅助两广境内国立或私立大学地质学系之进行”的重任（佚名，1928b），“于两广文化、实业发展大有裨益”（佚名，1927a）。

1929年4月，广州政治分会裁撤，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两广地质调查所暂归国立中山大学接管，所长多由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任（汪桂馨等，1937b⁵）。继朱家骅后，朱庭祜、何杰、张席褆、黄著勋、李翼纯、杨遵仪、邹海滨、陈国达、潘钟祥等地质专家先后担任所长（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4）。1935年冬，两广地质调查所正式迁入石牌中山大学地质系大楼。两广所的专家们时常给中大地质系学生授课，地质系学生也广泛参与两广所的田野考察工作，两广地质调查所俨然成为中大地质系学生研究和实习的重点基地，也促进了地质调查和地质教育的有机结合，地质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抗战爆发后，两广地质调查所几经迁徙，数次停办复办，但调查研究工作始终未有终止。“除历次远征内蒙及川、康、滇、黔、河等省外，对于两广之初步地质调查，已完成该二省面积十之六七。”（佚名，1948）

2 经费调配拨发与地质调查工作的开展

地质调查工作精细繁杂、环环相扣，从材料甄别、实地调研、标本收集、化验检测到报告编译及地图绘制整个过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投入。因此，经费充足与否直接影响着地质调查工作能否顺利进行。近代各国对于地质调查事业莫不竭力推进，每年所需经费动辄数十万至数百万不等。如美国地质调查所每年经费300万美元（胡先骕，1936），1920年美国国立地质调查所经费高达158万美元（谢家荣，1923），日本每年地质调查经费亦达50万元（两广地质调查所，1932⁴）。反观两广地质调查所，隶属调整及经费常缺问题始终贯穿地质调查工作始末。

政府拨款是两广地质调查所最主要和最稳定的经济来源，两广地质调查所创办之初隶属于广州政治分会，除广州政治分会一次性拨发开办费毫洋二万元外，规定每月经费为毫洋一万元，由两广省政府按收入比例拨支，其中广东占四分之三，广西占四分之一（汪桂馨等，1937b^5~6）。相比国内其他地质调查机构，两广所初期经费较为可观。如中央地质调查所初期经费，“每月三五千元，自归入国民政府农矿部以后，拟增至一万，但十余年来，向未如数领到”（叶良辅，1930）。直隶实业厅所设地质调查所，每月经费供支银140元（秋草，1923）。1928~1929年春初之际，两广地质调查所经费充足，工作进展迅猛。先后派出地质调查队不下十余组，调查广东东江、西江、北路、南路及广西柳江、浔江地区地质矿产（佚名，1929）。1928年5月，两广地质调查所首次派员调查西沙群岛鸟粪磷矿，对林岛、石岛、灯擎岛及掌岛四岛地形地质和鸟粪储量等进行初步调查估量（朱庭祜，1928）。1929年1-2月间，朱庭祜、朱翙声、李承三等人调查海南岛北部地质矿产（李承三，1929），开启了国人勘查南部海疆地质概况和资源储量的新征程。

自1929年起，因隶属调整、政局不稳和财政吃紧等问题，两广地质调查所经费常常难以为继。1929年4月，广州政治分会裁撤，两广地质调查所隶属问题一时间悬而未决，“粤省库款停给已将半载”（佚名，1929a），调查工作难以维持。后由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两广地质调查所暂归国立中山大学接管，农矿部部长易培基提出行政院决议，经费来源一由两广矿产款项下每月拨支大洋四千元（合毫洋五千元），一由中山大学每月补助大洋一千六百元（合毫洋二千元），共计毫洋每月七千元（佚名，1929b），供两广地质调查所经费开支。“但因两处经费常不能按时拨发，致使两广地质调查所经济时现窘迫之状”（庄文亚，1934），设备添置及地质勘查不能按计划推进，日常办公费用亦需借贷。

1929年底，两广战乱频发，野外考察工作全部停顿。所长朱家骅设法与浙江省建设厅接洽，暂调两广所大部分技术人员赴浙工作，“调查浙江西北部地质及煤、铁、铜、萤石等矿产”（朱庭祜、徐瑞麟、王镇屏，1930），一切开支均由浙江省建设厅承担。此外，国立中山大学组织第一次四川考察队，由地质系主任技师瑞士哈安姆博士（Arnold Heim，1849~1937）带队，技士张鸣韶、李殿臣亦有参加，“调查四川自流井地质构造”（汪桂馨等，1937a）。在经费无着、万难维持的状态下，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仍取得相当成绩。1930年1月，经费有着落后，两广地质调查计划依旧进行。哈安姆等测制广州市附近地质图，并远赴浙江调查长兴煤田地质构造及西康调查公干尔雪山，张席褆参加中亚考察队，出发蒙古，考察地质。1932年1月以后，因中山大学应拨经费未能如期发放，两广所预算又现窘境，一切添置及工作不能如期进行（两广地质调查所，1932³），工作重心转向室内报告编制和化学检测。

1935年秋冬之际，两广地质调查所经费骤减，原定工作计划大部分难以实现（佚名，1936a）。但应广东第一集团军军垦处邀请，两广所派出多名技术员，协同德国技师调查广东各县地质矿产，如增城钨矿、金矿，惠阳钼矿、锡矿，云浮、英德的铁矿，乐昌、乳源的煤矿，中山、从化的银铅矿，曲江锑矿等。同年冬，又调查江门、怀集、开建等县地质矿产，采得标本颇多（佚名，1936a）。1936年4月1日，广东灵山县及江西省各县发生地震，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何杰派出技士蒋溶、陈国达二人，分赴灵山及江西省调查震灾（佚名，1936c），“并制造表册分发各县政府，以此调查地震原因，以为补助”（佚名，1936b）。1937年因两广紧缩预算，“广东八折支付，广西方面停拨”（汪桂馨等，1937b^5~6），两广所经费拮据不堪，调查工作较往年减少。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两广地质调查所随中山大学地质系迁往云南澄江。迁滇以来，两广所对滇西地质研究颇为详尽，先后派出考察队赴大理、丽江、个旧等地考察地质矿产（佚名，1940）。1940年8月，两广地质调查所随中山大学迁至粤北坪石，派遣技助刘连捷、技正刘瑞麟调查连县、阳山、始兴、南雄、仁化等县地质矿产以及乐昌西瓜地铁矿（佚名，1941）。1943年两广所派员分赴英德、曲江、乐昌、乳源等地调查地质矿产（佚名，1943）。1945年初，粤北失陷，所务停顿（佚名，1948b）。至1948年广东省政府为调查本省矿务、谋求发展，两广地质调查所奉令复办，该所“开办费用，已奉拨发”（佚名，1948a），并聘请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潘钟祥教授兼任所长，积极派员调查电白、茂名、花县油页岩煤田、石灰岩等矿岩及东江一带地质矿产情况。

3 技术人才引进与两广地质调查所丰硕成果

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曾言：“建设事业的基础最重要者莫过于资源与人才，而人才更是推进一切事业进步的动力”（资源委员会，1941）。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伊始，便十分重视引进矿冶专门人才，其联合国立中山大学地质系先后引进一批享誉国际的外籍专家，如德国古生物学家叶格尔（Otto Jaekel，1863~1929）、瑞士经济地质学家哈安姆、奥地利地质学家古力齐（Karl Krejci-Graf，1898~1986）、德国地质构造学家米士（Peter Misch，1908~1987）等，“济济多士云集岭南，极一时之盛事”（黄汲清，1946）。负责西江流域地质调查的德国古生物学家叶格尔，“在德之学术界中，久负盛誉，历任各大学教授，其私人著作达千余种”（佚名，1929）。米士是哥廷根大学博士，德国地质学大师施蒂勒（Wilhelm Hans Stille，1876~1967）的学生，曾任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地质专员。1936年10月，米士受聘赴中山大学地质系任教，教授构造地质、岩石学及地质图学等课程（佚名，1937）。这些外籍地质专家不仅在《地理杂志》、《自然科学》、《科学记录》等杂志撰稿发文，提高了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学术影响力，还在技术环节和理论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两广地质调查所早期地质勘探和学术研究的欠缺。

资料来源：据《国立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品目录》（两广地质调查所图书馆1932年印行）及相关史料编制。

此外，笔者根据《两广地质调查所概览·五周年纪念刊》及广东省档案馆藏两广地质调查所职员调查表等档案资料，整理出75名两广地质调查所主要研究人员教育履职信息，囿于篇幅，仅概述统计结果。从两广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学历来看，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约占85.3%，其中博士学历者约占14.67%，硕士学历者约占10.67%，本科学历者约占60%。拥有博士学历研究者主要毕业于国外著名大学地质学或理学专业，如德国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明新大学地质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耶鲁大学研究院地质古生物学、明尼苏达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理学等。硕士毕业的研究者主要来自美国著名高等院校的地质学、化学或理学专业，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密西根大学理学，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匹兹堡卡内格理工大学冶金学，伊利诺大学化学，理海大学矿科等。本科毕业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地质学专业，如14名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系，8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此外，也不乏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国立北洋大学采矿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美国柯州矿务大学采矿系毕业生。高学历地质研究人员的涌现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地质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也代表了近代中国地质学发展的进程。

就自然环境而言，“广东气候湿热，且地方不靖，罗致人才比较困难”（叶良辅，1930），但实际上两广所运转期间，大批国内外高素质专业型地质人才纷至沓来，足见地质科学家们响应国家号召、躬耕实业的奉献精神。就两广地质调查所71名已知籍贯的研究者来看，有4名地质学家来自国外，其中德国籍2名，瑞士籍1名，奥地利籍1名。其余67名皆来自国内矿业发达或设有矿冶高校的省市地区，其中28名来自广东，约占41.8%；江苏、河南、浙江各有8名，约占35.8%；河北6名，约占9%；其余湖南、北平（北京）、云南、山东、贵州、广西等地各有1至3名不等。整体来看，两广地质调查所人才来源渠道广，国内外地质研究人员的鼎力加盟使得两广所群英荟萃、声名日盛，地质调查与研究著述日渐丰硕，奠定了近代中国地质研究事业的基础。

就职务履历来看，两广地质调查所职员多有在北京地质调查所、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的经验，其中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地质系及德国柏林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等国内外高校任教者众多，亦有在省实业厅、农矿部、警卫司令部及铁路局等部门任职者。如首次提出“丹霞地形”，并被国际社会统一采用的地质学家冯景兰，先后在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研究院深造，获地质学硕士学位（佚名，1918）。有“广西地质通”之称的乐森璕，1934年曾赴德国马堡大学、哥根廷大学交流学习，获得博士学位。1936年11月，赴中山大学地质系任教（佚名，1937）。又如两度担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何杰，先后在唐山路矿学堂、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黎海大学研究院采矿和地质专业学习，获理学硕士学位（佚名，1939），在抗战前后两广地质调查所发展史上贡献卓著。大批矿业专门人才的引进，使得两广地质调查所即使在经费紧缺和战争动荡的局面下，依然进行了颇具规模和成效的地质勘查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27~1949年间，两广地质调查所虽几经搬迁，因战乱一度停办，但始终最大限度调配人力物力开展地质调查工作，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成果（表1）。23年间共出版年报5卷，特刊19号，集刊2号，古生物志3卷，临时报告37号，地质图近百张之多。两广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各类刊物，大多数兼用中西文字，“凡于经济方面如矿产矿业之报告，多以中文为主；关于学理方面如地层、古生物、地质构造之研究，则以西文为主”（庄文亚，1934），如此即可使国人充分利用刊物开采矿种、发展经济，又可在国际范围内提升中国地质矿产的知名度。

民国时期两广地质调查所地域调查范围以广东为主、广西次之，与两广毗邻的南方数省，如云南、四川等地，甚至东南沿海的浙江、北部的内蒙古等，均在实地调查之列。随着地质调查的推广和普及，越来越多大宗优势矿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逐渐为民众所熟知，不仅激发了矿商集资办矿的热情，也为政府制定合理、科学的矿业政策提供参考。且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开展主要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动荡时期，其地域调查之广，研究成果之多，更显珍贵难得。两广地质调查所不仅在组织大型地质考察、出版地质刊物、培养地质人才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成绩，也为两广工矿业发展和区域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现实参考。

4 结语

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于中国地质调查的起兴阶段，在隶属调整、战争频发和经费常缺的不利环境中逐渐蜕变、成熟，推进了华南区域性国土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进程。在国内外地质专家的通力协作下，两广所基础地质矿产调查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南部海疆地质矿产调查大大加强，两广重要地质类型、矿产种类储量与开发现状明朗化，填补了两广地质矿产调查的空白。尤其迁滇以后，拓展了云贵川等大后方地质矿产调查研究工作，为战时大后方工矿业调查和国防建设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两广地质调查所重视将地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育相结合，增强国际地质合作和交流，推动了近代国内地质研究体制和机制的建立，对于地质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回溯百年地质发展史，系统专业的地质矿产调查不仅为政府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提供了坚实的前期保证，更有利于增强我国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对于推动矿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里程碑意义。

致谢：本文在撰写和修改过程中，蒙审稿专家和责任编辑给予诸多宝贵建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