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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 “世界地质公园计划”的倡导者和积极响应者（赵逊等，2002; 陈安泽，2016），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建立41个世界地质公园，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数量最多的国家（张建平，2021），截至2021年底，我国还正式命名国家地质公园281个，以及数量更多的省级和县（市）级地质公园（北京市地质研究所，2022），期间国内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张博等，2021），为地质遗迹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绝大部分地质遗迹规模、稀缺性、观赏性等条件尚未达到地质公园的建设标准，这类地质遗迹的开发和保护问题亟待解决（丁华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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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地质工作者们开始探索如何将地质遗迹保护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从而促进乡村地区扩展（陈美君等，2017），并由此衍生出地质文化村这一新概念:“地质文化村（镇）是依托乡村地质资源禀赋，通过深度挖掘地质科学和文化，将其与乡村建设相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和经济，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和文化内涵，形成的宜居宜业特色乡村”（中国地质调查局，2020）。地质文化村建设一方面为低级别地质遗迹利用保护提出了新思路，另一方面契合了新时代乡村发展需求的同时也开辟了地质工作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新途径。2019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启动了地质文化村建设，并印发了《推进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总体工作方案（2019~2021年）》，2021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公布了首批地质文化村名单（殷小艳等，2021），地质文化村建设模式开始在全国多个地区推广（殷小艳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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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文化村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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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地质文化村建设刚刚兴起，相关研究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学者们正逐步关注到这一领域，研究积累相对较少，已发表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地质文化村的初步构想和规划设计方面，如陈美君等（2017）最早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概念，提出了“不可批量生成、不可大搞建设、不可政令推行的建设原则”，孙乐玲等（2017）介绍浙江省首个地质文化村的做法并提出开发地质文化产品和打造品牌等方面建议，丁华等（2020）根据地质文化村与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传统村落、地质公园等的特征差异比较，总结提出了其科学内涵、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围绕规划设计方面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采用包括“地质” + “生态旅游、生态农业、自然教育、生态康养、创新创意、综合服务”等多种建设模式（陈美君等，2017）、系统总结了地质文化村建设规划的技术路线和编制方法（彭俊等，2019）以及功能分区方法（郭盼等，2021）。目前，涉及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稀少，仅有丁华等（2022）在融合“两山理论”、“场所精神理论”、“产业经济理论”、“相关利益主体理论”、“乡村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地质文化村建设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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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村尚属新生事物，相关研究及成果在跨度和深度上都仍需扩展和深入，已关注的学者多数为地质学相关方向，其关注焦点大多数限于规划编制等技术层面，而地质文化村的是涉及社会经济转型、生活环境改善、地学文化与乡土文化融合的综合性方案，单纯的规划设计不足以应对复杂乡村环境下的各类问题。丁华等（2022）从“人才、资金、组织” 等层面总结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实施路径，对地质文化村建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提出的建设路径还属于原则性的内容，缺乏一些现实依据，在具体操作方面也不易于直接借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推动地质文化村建设的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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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宜居宜业”的特色乡村是地质文化村的建设目标，其中“宜居宜业”所代表的居住环境和就业环境是人居环境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地质文化村的建设将对乡村地区整体居住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出发地质文化村建设与乡村人居环境紧密关联。自人居环境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积累，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居环境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不同学科视角下提出的人居环境治理的路径也可为地质文化村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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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选取国内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相关代表性论文作为研究资料，利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分析，在整理、借鉴不同学科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建设思路，从而为地质文化村建设实施及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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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文化村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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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居环境内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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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人居环境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吴良镛院士最早提出并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目前较为普遍的概念是：“人居环境，顾名思义，是人类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人类居住生活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环境的总称”（吴良镛，2001）。以上述概念为基础，不同学者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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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涵界定中，从乡村地区本身的自然地理环境特性出发，地理学视角下学者强调人乡村区域聚落分布、人居环境对生态环境具有的依赖性（胡伟等，2006），人文环境、地域空间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相互关联，需要统一协调发展（李伯华等，2009）；建筑学视角偏重于人居环境的功能性，致力于解决实际的规划问题，因此提出“城乡统筹发展”（彭振伟等，2009）、“维护有机秩序，植入现代功能”等优化思路（王竹等，2015）；而社会学视角下提出的概念更加以人为本，关注社会居民的各类活动需求，同时也覆盖到了制度和文化建设（贾丽等，2015）。由此可见，不同学科视角下对人居环境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乡村人居环境是承载乡村地区居民生产、生活等各项活动的空间场所是各学科较为统一的认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居民活动需求将可能发生演变，由此传统人居环境的内涵也将随之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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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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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居环境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城市和乡村人居环境的差距仍比较显著，存在乡村聚落空间杂乱，生态景观破坏严重，传统文化逐步走向衰亡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各级政府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顿治理，中国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的发展目标，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居环境治理已经上升为新的国家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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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的基础性工作，是提高农民健康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缩小城乡差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吕建华等，2019）。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已成为环境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已有不同学者们分别提出“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共同体”（汪红梅等，2018）、“协议机制”（王晓毅，2018）、“网络协同”（王招林等，2021）等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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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质文化村建设改造乡村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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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村作为“乡村地质公园建设、乡村旅游建设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结合，是集地球科学知识普及、旅游观光休闲、乡贤文化构建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经济文化综合发展体。”该模式也可理解为对地质资源丰富的乡村进行景区化改造包括对地质遗迹和乡村文化的等旅游资源调查，同时也涵盖了生态环境治理，景观标识设计、道路交通改造、公共服务设施优化等旅游改造内容，最终目标建设成为特色化的旅游景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将促进地方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在其过程中也保护地质遗迹、生态环境以及乡土文化，整体上实现对乡村地区就业环境、居住环境的升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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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治理领域已有学者明确提出了“景区化治理”思路，如“以发展乡村旅游为导向，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并对‘山、水、田园’等乡村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开发”（崔昕，2020）；“将乡村打造成为旅游目的地，进一步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景区化也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张攀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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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村以地质遗迹资源为依托，进行景区化改造以适应旅游发展是地质文化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其建设思路与上述学者提出的“景区化治理”模式高度契合，建设目标包括优化地区生活环境和就业环境，建设中也将对地区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影响，而结合吴良镛（2001）等对人居环境的定义，地质文化村建设后的各类影响可归纳为对当地人居环境的改善，由此，在人居环境治理的视角下地质文化村建设可视为“景区化治理”的一种典型范式，反之，国内人居环境治理的研究成果对于探索地质文化村建设路径也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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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居环境治理视域下地质文化村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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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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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地区环境背景下，如何有序推进地质文化村建设，如何构建高效的实施路径是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鉴于地质文化村可归类于“景区化治理”改善人居环境的一种方式，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可为着地质文化村建设提供参考。在人居环境治理方面国内学者已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但由于学者所属学科不同以及研究视角的差异，文献中涉及观点较为零散，难以进行的全面梳理和借鉴，因此，有必要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学者已发表观点进行整理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观点框架，从而为地质文化村建设提供系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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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其过程主要是通过搜集和分析经验事实数据，在对数据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陈向明，2000）。扎根理论方法搜集数据的范围十分广泛，其中也包括文献资料，通过这些文献资料进行内容编码可以实现对某一研究主题的系统归纳和总结，为便于处理这些资料数据，澳大利亚QSR公司开发了质性分析软件 NVivo（Bazeley P.&Jackson K.，2007），凭借其强大的数据编码和理论模型构建功能在各学科领域文献综述中得到广泛应用（陈欣美，2019；高锡荣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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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过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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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中国知网作为文献检索平台，以“人居环境治理”为主题得到2280条搜索结果，从中筛选出中文核心数据库收录的高被引（引用次数大于5）文献39篇作为研究资料。将文献数据导入NVivo11，使用软件自带的词频统计功能并生成人居环境治理文献词汇云，该词汇云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反应出词汇在研究资料中出现的频次差异，云图中字号大小代表该词出现频数的多少，字号越大说明出现次数越多，反之亦然。图1为利用39篇文献中前100高频词汇生成的词汇云，除文献主题词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外，出现词频最高的词汇包括“政府、发展、参与、生态、主体、农户、村民、资金、设施、经济、投入、机制”等，文献中的这些词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共同思路和问题阐述，对于地质文化村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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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文献词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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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Word cloud of literature on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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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借鉴上述学者观点，需要对文献资料中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梳理和系统分析，因此，在扎根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研究过程中使用NVivo软件自带的编码功能对文献内容进行了逐条编码，编码过程如表2所示：首先根据参考点提出三级编码，之后在分析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将具有共同或相似内容表达的概念归纳总结后提出二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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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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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编码的统计情况如表3所示，在150个参考点的基础上，构建了5个二级编码概念和19个三级编码概念，这些概念集合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领域的学者观点，梳理归纳后构成了现阶段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领域的主题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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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各编码概念与地质文化村建设进行对照分析和梳理，分别得到以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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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与主体。人居环境治理主要包括政府、农民和社会三大类参与主体，其中“农民”和“政府”的文献覆盖率较高，分别达到41.03%和25.64%，在地质文化村建设中需要充分认识各类主体的作用，争取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其中政府是景区化改造中各类建设项目规划审批部门，具有整合和调动各类资源的能力，因此在设计阶段取得政府的支持是地质文化村建设初期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景区化建设将对农村人居环境将产生重大影响，村民态度将影响实施进程和最终效果，在建设早期阶段就需要开展建设内容、意义等宣传工作，提升对地质文化村建设的认识，建立参与渠道，积极推动村民成为参与主体；与传统的人居环境治理相比较，地质文化村依托于景区化改造，涉及较多的资金技术支持以及专业人才需求，因此也更加需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协作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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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治理模式。在治理模式方面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产业驱动、共同参与、农民增收等思路，文献覆盖率分别为5.13%、7.69%和10.26%，其中农民增收覆盖率最高，再次体现了对农民参与的重视，“产业驱动”文献覆盖率为7.69%，其模式主要是将产业改造升级与人居环境治理相结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主体的收入增加，政府方面获得税收增加和乡村振兴的治理成效，该模式满足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是实现“共同参与”的具体路径。地质文化村规划和实施中也应该遵循“共同参与”模式，将地质文化村建设与人居环境治理相结合，借鉴“景区化”方式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促进各主体的思想认同和行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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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理工具。人居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科技创新”、“基建改造”、“系统规划”、“宣传教育”、“政策激励”，文献覆盖率均在17.95%至20.51%之间，在学者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这些工具在地质文化村建设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科技创新方面，地质遗迹与文化资源调查，建设阶段的生态修复、景区设计过程中都需要科技人员提供相关支持；在景区化改造中涉及的道路交通、生态环境修复、旅游吸引物、配套服务设施等都属于基建改造的范畴；在建设方案设计中除了考虑自然条件因素外还须系统规划，争取与地方工作相结合，将地质文化村纳入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行动方案或地区的五年发展规划等政府工作内容，从而提升政府的参与意愿及整体的实施效率；宣传教育方面，在建设初期就需要加强宣传，明确地质文化村设计理念和建设目标，吸引地方政府、农民、相关企业等各类主体参与，建成以后也需积极开展目的地旅游的宣传工作，通过吸引游客促进地质文化村的发展。此外，地质学会作为推广部门应广泛搜集典型的成功案例，通过互联网、手机客户端、各类直播平台等流量媒体进行宣传，提升全社会的关注度；政策激励方面，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政策引导功能吸引社会资本和农民主体加入，如利用税费减免政策吸引相关企业投资，拨付专项资金利用奖励补贴等方式支持农民进行景区化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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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保障。任何项目实施中都离不开资金、队伍和制度3个方面内容，因此，将“资金来源”、“建设队伍”、“制度体系”3个方面内容归纳为实施保障问题。其中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出资、农民投入和社会资本3种类型，其中社会资金的文献覆盖率较高，达到17.95%，体现了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在地质文化村的推广中也应重视与相关企业合作，建立社会资金的进入与退出渠道；在队伍建设方面，应继续加强技术人员培训和专家选拔，依托地质类高校、科研院所及地质调查部门打造多支高水平队伍，为各地区地质文化村建设提供科技服务。“基层干部”作为政府主体的代表，可组织农民宣传以及协调地区事务，在地质文化村建设中也具有关键的助推作用；在制度体系方面，地质学会作为推广部门需要在立项申报、人才培训、建设后期的评估以及运营服务等方面继续完善配套制度体系，建立标准化的流程以促进地质文化村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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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内容，如图2所示，本研究提出地质文化村的建设路径包括：①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进一步明确地质文化村建设在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治理方面的功能定位，加强建设意义宣传，提升全社会对地质文化村建设的认可程度；②以打造利益共同体为建设思路，利用旅游产业驱动，吸引政府、农民、社会多方共同参与，建立共同参与机制，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③结合地区优势地质资源，利用科技创新、基建改造、系统规划、宣传教育、政策激励等多种手段推进景区化改造，提升地质文化村建设效率和实施效果；④建立资金来源渠道，科学选拔培养专业队伍，完善在地质文化村建设管理中的各项制度，从“资金来源、建设队伍、制度体系”等方面加强保证措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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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人居环境治理视域下地质文化村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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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geological cultural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settlement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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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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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村建设理念与人居环境治理中的“景区化治理”模式高度契合，因此，笔者等提出将地质文化村视为“景区化治理”的一种典型范式，基于扎根理论编码的方法对人居环境治理领域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在借鉴人居环境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响应国家战略、建设思路、建设手段、保障措施”4个方面提出了地质文化村建设路径，为地质文化村推广和建设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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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村建设为地质遗迹保护提供了新思路，为地质调查工作融入国家乡村振兴主战场提供了良好途径，也为新时代传统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升级提供了参考案例，该方案自提出以来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本领域仍有较多问题需要解决，大量空白等待填补，需要学者们保持关注和继续深入探索。笔者等介绍了人居环境定义和人居环境治理的实施背景，从概念出发讨论了地质文化村建设与人居环境治理的关联性，旨在拓宽研究视角，提升了现有地质文化村的定位高度，未来学者可以在更多学科视角下继续深入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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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受限于研究方法本身的编码过程较为耗时，所搜集的文献数据资料仅限于较高引用的中文核心期刊，编写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当之处，后续仍需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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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质文化村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衍生出的乡村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的新概念，目前正在全国多地推广设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分析和规划设计方面，其具体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路径参考。本研究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视角出发，首先，在讨论的基础上将地质文化村归类于人居环境“景区化治理”的一种形式；其次，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将筛选的39篇“人居环境治理”主题文献作为研究资料，利用NVivo11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构建了“人居环境治理”主题分析框架；最后，在归纳和借鉴人居环境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响应国家战略”、“建设思路”、“保障措施”“建设手段”四个方面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建设路径。
Abstract
Geo-culture village a new concept derived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rural geologic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currently being promoted in many plac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analysis and planning design stage, and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effective path guidance 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is study firstly classifies the geological and cultural village as a form of “scenic govern”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the 39 selected literatures on the theme of “human settlements governance” were used as research materials, and NVivo11 was used to code the content of the literatures, and the thematic analysis framework of “human settlements governance” was constructed;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and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human sett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 is proposed from four aspects: “ responding to national strategies ”, “construction ideas”, “safeguard measures” and “construction means”.
